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

詹姆斯·卡梅隆的《泰坦尼克号》打破了当年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票房纪录，在中国市场的表现更是万人空巷般 ‘ 好的出奇 ’。

大多数人不知道事情是，影片中女主角Rose在一块漂浮木板上被救起，男主角Jack与Rose在漂浮木板上永别的经典桥段，其实本该是泰坦尼克号沉没前的真实场景 —— 最后一个在海面漂浮木板上被救起的 ‘ 中国人 ’ 的故事。

因为和主线剧情重叠，这一幕在原片中被删减。

泰坦尼克号沉没后的第109年，‘ 中国人 ’ 却成为了这艘船上最特殊的标签。

根据登船名单，泰坦尼克号上共有八个中国人作为锅炉工人登船，其中六个人活了下来。‘ 中国人 ’的幸存率在所有人种中最高。 当其他七百零五名幸存者到纽约港口，被送往医院救治或送去酒店安置的同时，死里逃生的六名‘ 中国人 ’却因为美国当时的《排华法案》被永久禁止踏入美国国土。 当七百零五名幸存者都有后代很骄傲地讲述他们的故事，许多人想借这场灾难获得名利费力地去和它扯上各样的关系，唯独这六个‘ 中国人 ’，没有后代提起过他们。

英国导演罗飞与历史学者施万克耗时6年，带领一个20余人的团队，开始了一场广泛的搜寻。 到访了世界上二十多个城市，采访了一百多人，阅读了一千多份历史档案。循着历史遗留的仅有线索，寻遍了中国、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努力找寻这六名幸存中国人的后代以求还原真相。 历史在2021年04月15日得以重现。 这是泰坦尼克号沉没109年纪念日，也是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在中国上映的日子。

109年的时间

六位幸存者命运的去向

终于激起了一朵小小的浪花

英国当地时间1912年4月10日，八名中国人作为英国唐纳德轮船公司的雇佣海员，拿着雇主购买的船票，一同进入了泰坦尼克号的三等舱。

名单分别是：

LeeLing（林一）（28岁）｜ FangLang（方荣山）（26岁）｜ LenLam（林才）（23岁）｜ AliLam（亚林）（37岁）｜ LingHee（严喜）（24岁）｜ ChoongFoo（胡中）（32岁）｜ ChangChip（鈡捷）（32岁）｜ LeeBing（李炳）（32岁）

4月14日晚11点40分，泰坦尼克号的瞭望员没有及时看见北极冰山，看到的时候为时已晚，已经没有时间避开。两小时四十分钟后，4月15日凌晨2点20分泰坦尼克号开始沉没，由于缺少足够的救生艇，1500人葬生海底。

其中，登船的中国人Lee Bing（李炳）、 Chang Chip（钟捷）、Ling Hee（严喜）、Ali Lam（亚林）、Choong Foo（胡中）在事故发生的关键时刻 —— 当所有人都往船尾跑时，他们的水手经验帮助他们及时作出了正确选择，沿着船右舷往船头跑，四人在最后一刻搭上了并未坐满的C号折叠救生艇，一人落水后上船。Fang Lang（方荣山）落水后通过浮木自救，最后得以幸存。Lee Ling（林一）和Len Lam（林才）二人遇难。

幸存的六个中国人去了哪里？

施万克一行最后在英国的一艘商船“安妮塔号“劳工名单中找到了他们的名字。

从泰坦尼克救援船上下来到达纽约之后，因为不会说英文和没有任何身份证明文件，六人被怀疑成偷渡客，被移民官员拒绝入境美国。

精疲力尽的六人被扣押送上一艘前往古巴的水果商船。

后来这六位幸存者辗转多艘英国商船卖力，成为“一战”时期为英国商船效力的15000名水手苦力的成员。

时代洪流下，作为西方国家最底层的有色人种，他们经历着整个种族歧视主流话语中最重的冲击。

泰坦尼克号的老板 —— 英国白星航运公司的主席J·布鲁斯·伊斯梅与C号救生艇上的中国人同船，他说自己在下船时，发现有四个黄皮肤的亚洲人躲在座位下。

“中国男人利用他们的辫子，裹上女人的衣服，假扮女人逃进救生艇，挤占女性与孩子的逃生舱位。”

“这就是黄种人的卑劣性。”

《纽约时报》、《申报》称他们“偷偷躲在救生艇底”，甚至因叠坐在其他人身上，致人死亡。

因为这几句话，“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背负了百年骂名。世界以最大的恶意揣测、污蔑他们，有国人甚至以此为耻。

《申报》

后来施万克团队在研究过程中复制出了一模一样的救援船进行实验，当记录上所有人数上船之后，从各个角度观察，发现根本不可能存在“藏了四人且没被发现”的情况。

也就是说他们根本没有去妇女儿童的左舷艇，更没有抢占妇女儿童的座位。

最终证明了当年那些报道全都是胡编乱造，甚至还推翻了某研究组织里的权威资料。八个锅炉工人，56英镑9先令11便士，买过的集体船票也被找到。不存在任何偷渡的嫌疑。

“灾难面前伪装的东亚懦夫”一瞬间变成了“在生死关头用智慧抓住了近乎为零生存机会的勇士”。

六人的命运的结局，在109年之后的今天，终于引起了世人的关注，激起了一朵小小的浪花。

胡中因为重名太多，至今不能确认他的身份。亚林最终被遣送到上海或者香港，下落不明。严喜一直在海上当船员，最后去了印度，下落不明。李炳几经辗转抵达了加拿大，在当地开了一家咖啡馆，后人下落不明。钟捷和林才于因肺炎死在了英国商船上。

只有方荣山，给世人留下了足够多可以考证的信息。

方荣山夫妻

天高海阔浪波波，一条棍子救生我

兄弟一起有几个，抹干眼泪笑呵呵

跟随施万克团队调查的脚步，在美国唐人街，他们找到了方荣山的儿子汤姆。在广东台山，他们找到了方荣山的侄孙。

方荣山（曾用名方森、方朗），是台山市川岛镇水平村委会水洋村人。

在上世纪10年代，被卖猪仔到了南洋的马来西亚从事水手劳动工作，后跟随海船到了英国，谋到了一份差使，从事搬运等工作。

因吃苦耐劳，被一客运轮船号（泰坦尼克号）看中，派去从事烧锅炉的差使。

每到人生的重要关头，方荣山总会寄回台山一些照片和书信，透露着他的人生进程。

方荣山照片

在商船上九死一生的方荣山原本打算等战争结束，和钟捷和林才下船后一起闯荡美国做生意。不料钟捷和林才得了肺炎，只留下方荣山一人，他被迫继续留在船上，一干就是八年。

直到1920年，方荣山才有机会又一次踏上了美国的国土。

来到美国的35年里，因为没有身份证明，方荣山在芝加哥经营过很多小生意都屡屡碰壁。

每一次生意失败后，他就回去继续做餐厅服务员。当时很多中国人和他的遭遇一样，他们不得不使用各种各样虚假的身份证明为自己寻找工作。给餐厅打工的微薄薪资成了方荣山唯一稳定的收入。

1955年，拿到身份证明的方荣山已经六十多岁，那时他才正式拥有了“方荣山”这个名字。

汤姆说方荣山晚年过得并不如意，他离过几次婚，最后单身一人。靠在一家中餐馆当清洁工维持生计。

即便如此，他寄给老家亲人的钱始终没有断过。

他仍会穿着西装，像个体面的绅士一样出门。

在美国租房时，当对方出言不逊道“绝不会将房子租给卑鄙的黄种狗”后，他一拳打在对方脸上。

对于方荣山这样一个人来说，尊严才是第一位的。

以至于泰坦尼克号上的这段经历，方荣山对家人只字未提。在他看来，这只是他人生中的冰山一角，茶余饭后上的谈资。

方荣山寄回台山的信件

“天高海阔浪波波，一条棍子救生我，兄弟一起有几个，抹干眼泪笑呵呵。”

这首打油诗，是方荣山寄回老家的信件中，唯一被他本人亲口证明过有过这段经历的证据。

当侄孙背出方荣山写给他的诗时，一个世纪的答案揭晓，也验证了施万克团队凭借坚定的信念与毅力苦苦寻找的结果。

只言片语，一首诗，轻描淡写地道出他是如何面对那个倒向一边的世界的。 1840年到1940年，大约有2千多万中国人告别家园，去往他国，或短期居住，或长期定居，他们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在故乡永远无法超越自己的几个台山人，要到美国试试。 他们看到自己一路向西，到美国，追逐财富和自由。那里正在淘金，可以呼吸自由空气，可以自由自在，是最理想的乌托邦。 在那个时代最豪华的邮轮最引人注目的一次出海，泰坦尼克号上名流云集，富豪满座。方荣山和几个台山人在船上却作为最低等的工种，每天工作达到十四五个小时，但工资却只有白人船员的五分之一。 但他们的行李中是西装领带衬衫。他们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劳工，他们可能即将成为一个商人，有着无限可能的人生。 当轮船撞上冰山，一切的“美国梦”都破碎了。没有什么比生存更重要，从此他们的命运注定要和“抗争”紧密相连。 在周围都是惊慌的尖叫声中，在万分危难的紧急关头，方荣山急中生智，把自己和浮尸捆在一起，依靠门板等到救生艇。 根据14号救生艇上多位幸存者的叙述，方荣山被发现时，已经趴在门板上快要冻僵了。 他曾试图与船上的人沟通，发现他们听不懂后，就主动推开一个吃力划桨的水手，拿起桨划了起来。

...

方荣山不会想到，

他那股顽强的求生欲和坚韧的力量，

在109年之后，

会让他成为"泰坦尼克号"这艘船上最崭新的灵魂。

参考资料

《The Six》（纪录片：六人— 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

《The Story of the Titanic As Told by Its Survivors》（幸存者讲述泰坦尼克号的故事）

专访《The Six》主创：揭秘泰坦尼克号 6 名中国幸存者的屈辱生还故事，南都周刊2017年21期

丹尼尔·巴克利的证词//www.titanicinquiry.org/USInq/AmInq13Buckley01.php

南京后窗放映专场。

一开始的时候困惑感是非常明显的。为什么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几个中国幸存者？在2021年回顾1912年的一场灾难究竟是不是一场挂着大IP的炒冷饭？在这样民族情绪高涨的时候去研究几位名不见经传的中国人，是不是一场意图明确的民族主义宣传？这些问题并没有在观影的最开始获得解答，而是在过程中渐渐浮现。

探索“什么是真实？”本身是一场冒险。繁复的工作和研究员大量的研究，构建出来的是一个人真实的一生。一场人类历史上著名的灾难，仅仅是一个人一生中的一次波澜。在那场灾难之后，幸存的中国人经历的是更加无法抵抗的困境。中国人的身份成为了他们最大的障碍，民族和肤色成为了更坚固的冰山，哪怕刚刚经历一场海难，他们依然被送上海面，客死他乡、流亡海外或放弃自己的名字，甚至不敢和亲人吐露真言。几个几乎辨认不出的名字成为了真实的人，具体的人，直到今天才被人看见，被了解。而在这之前，他们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污名化、他者化，成为卑鄙的偷生者，肮脏的投机者，成为报纸的谈资，白人社会的廉价劳动力，异国他乡的流浪狗。他们被嵌套进各种各样的故事，成为工具和标签，成为各种各样的形象，而不是真实活过的人。

在电影的结尾，他们的后人和故事讲述者在海边点亮一盏盏灯，那些微弱的光亮在海面上浮浮沉沉，映照这逝去的生命真实存在过的光亮。

“我真的存在过吗？”

话语是叙述者的特权。在这个充满话语强权和他者化叙事的世界，真实的历史和真实的人太容易被淹没。无论是研究员还是导演，探索这几位中国人的故事，是可敬的。导演在映后谈中说，在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后，1912年，我们谈论什么样的人是好男人，50年代我们谈论马克思主义和阶级问题，而现在我们看到了种族问题。这些问题无关于国家、种族或性别，而是关于人，一直都关于人。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和我一样的，观影之前对于这部纪录片的期待是希望从自己本民族的人口中听到关于那场海难的更多讯息，或者从那些熟悉的中国面庞里寻找到些许的民族自豪感。我们总希望找到一种“亲切”：就像在外地的时候尤其希望听到乡音，对于那些与中国人无关的历史，如果听说其中有中国人的参与，那感觉都像是自己都参与了一样。

然而很遗憾，这六个中国人在影片里自始至终是处于一片大雾里：这不是一部口述史的纪录片，这是一部关于找寻的纪录片。我可以直接地告诉各位准备看这部电影的观众：尽管调查员们历尽千辛，他们仍未能从这六个中国人的后代或者任何的文字记录当中得到更多关于这六个中国人的内容。

纪录片当中有一段讲述了《泰坦尼克号》引进中国时万人空巷的场景，连制作人自己都说，没有想过这部片子会在中国得到如此巨大的成功。人们喜欢看凄美的悲剧，喜欢看跨越阶级的浪漫，更重要的是，这类大胆的题材体现了当时中国人对于精神文明的渴求。于是一群人抱着期待的心情进了电影院，然后泪眼婆娑地出来，享受了一次灵魂的涤荡。

这与纪录片后来所展现的当时西方各国的排华政策对华人的伤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们说，海难发生后，他们找了很多幸存者做了采访，可是因为当时中国人地位低下，所以没有人想了解他们的故事。直到这么多年过去，那六个中国人早已“dust to dust，ashes to ashes”时，再想做一份迟到的补救，却发现一切都是如此艰难。

当时有人记录说海难发生后，救生人员要求“妇女儿童先上”，而四名中国人佯装成女人混上了救生艇并藏在船底下，这才让自己活了下来。许多人因此对中国人展开了批判。调查员们为了还这几个中国人一个清白，便找来几个学生一比一还原了当年的救生艇，又让几个人扮成当年的中国人藏到船底下，看看目击者所处的位置是否能看到船底下的中国人，以此来力证目击者的证词是有失真实性的。

其实我想，就算是真的也没什么，影片《寄生虫》里说，人不是因为善良而有钱，而是因为有钱才善良。所以要让当时地位如此低下的华人遵守上流社会的规矩、保持上流社会的道德，太难了。因为他们从来就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人，所以他们太懂得如何保全自己的性命。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而不择手段，这就是穷人的生存法则——只有当你足够富裕了，你才能伪善地说：“我们来讲点道德吧。”

所以与其责怪那四个中国人抢占了妇女儿童的位置，不如责怪当时的西方世界对于亚洲的世界压榨得太狠。

影片讲述最多的是一个叫“方荣山”的人，因为他的后代是调查组唯一能找到的。其他人的消息早就消散于大海，只是偶尔从卷帙浩繁的资料里，看到一两句描写：有个叫“Lee Bing”的人，在加拿大的咖啡馆里诉说着自己当年从泰坦尼克号上得救的消息。当调查组来到当地想获取些什么信息时，却再一次扑了个空。

当方荣山被五副哈罗德·罗威发现时，哈罗德看到他非常聪明地坐在一块漂浮的木板上等待救援——Rose得救的灵感，就来源于他。而且《泰坦尼克号》这部电影当年拍了这段中国人的戏份，只是后来给剪掉了。

可即便是占据影片一大半内容的方荣山，关于他是否乘坐过泰坦尼克号这件事，都要打上一个问号。

在泰坦尼克号上，方荣山登记的名字并不是方荣山，而是“Fang Lang”，当调查员来到方荣山家里，问他是否知道父亲为什么改名时，他的后代表示完全不知情，并且他们还意外地在家中发现，父亲的照片上还有另一个名字：方森。至于为什么又改成“方森”，他们就更不知情了。

而方荣山生儿子的时候已经六十高龄，所以在他的儿子还忙着和女孩儿谈恋爱的年纪，他父亲已经寿终正寝了。到最后，他的后代也没来得及从他口中听说太多关于泰坦尼克号或者他来美国的事情，他就带着这么多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进了坟墓。

可以说，方荣山这个人就像无底洞一样深不可测。

这样压抑的、躲躲藏藏、颠沛流离的生活，是方荣山愿意的吗？当然不。因为美国那时的《排华法案》，让这群流亡在外的华人没有选择。

我对方荣山的后代讲的一个情节印象还蛮深的：他说自己小时候随父亲去敲人家门，问人家可不可以租房子给他们住，结果对方说自己不可能把房子租给黄种的贱狗，方荣山这时“punched on his face”——方的后代说，自己的父亲是个从不认怂的人，可以想下，在当时的美国那样的欺侮之下，他这一拳的干净利落脆，背后是多少伤痛与失望的累积。

历史的惊雷往往藏在他人云淡风轻的只言片语中。

该是有多惊人的毅力和信念，才能让他在美国社会立足，并且为后代打下一个还不错的未来。

狱中的华侨，面对命运的无可奈何，只能以这样的诗句为自己默默加油打气，并且一点一点的，改变着美国社会对华人的看法。

最后连调查组们都不由得发问，为什么外国的生存如此艰难，他们还一定要留在外国呢。

为什么，因为这山看着那山高呗。反正自己的国家那会儿都乱成那样了，别人的国家再差还能差到哪去，况且人家那边还有好的资源。就算在国外被当成廉价劳动力，还要被驱逐，在风云莫测的国内就会好一点么。

所以与其说他们因为中国人的身份而有了可悲的命运，不如说他们作为小人物，作为历史的尘埃，这是他们必然要去面对的。富贵险中求，挣一挣，要么是个死，要么就是翻身把歌唱；不挣，那横竖是个生不如死，像渣滓一样消散在空中。

这也是为什么时至今日，那么多人宁可死也要偷渡。

方荣山的后代与哈罗德·罗威的后代来了个迟来的拥抱，方的后代心情复杂地说，要是没有他，可能就不会有自己。哈罗德·罗威也送了一张自己的父亲的照片给他，并在上面签了个名。

令人喜闻乐见的和解。

可是影片直到最后，我们仍不能确定Fang Lang是否就是方荣山，调查员也只是根据有限的信息说了句：“Very closed.”

其实是或不是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即便不是，Fang Lang的人生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可能他也在某个西方的大都市里，因为别人一句“黄种狗”而一拳把一个白人揍趴在地。

虽然关于这六人的历史注定是缺席了，但是从这找寻的过程中牵扯出的另一段历史却让人唏嘘。

尽管历史从不会为小人物书写，可是小人物的挣扎总是大抵相似的，历史的洪流，也正是因为有无数个小人物的“乘风破浪”，才使其显得波澜壮阔、惊心动魄。

终于还是决定开个自己的公众号：Imagine Heaven。

本来以为那个年代的劳工不同于写在历史课本上的那些清朝公派留学生以及民国的各色留洋才子，文化程度应该都很低，仅仅是为了逃避国内的战乱，才只身前往异国，有点像难民一样的印象。

片子中提到有几百首这样的诗句刻在墙上。在那样的排华环境下的异国，写下这样的诗句。无论是刻下的字体本身利落的线条，还是字里行间表达的气魄，结合这个上下文，都让我感到一种非常直观的冲击感。

泰坦尼克号——一个被叙述在大众文化来传递美国普世价值和浪漫情绪的历史传奇。事件中被掩盖的是被合理救起后无处被接受地躲在救生船里度过一夜后被送往古巴的四个中国人，从华侨之乡台山的港口出发，他们在这次历史事件遗忘的角落里被提起，背负的是一整个时代中国人的缩影——廉价劳工,参战,被政策遣送，没有合法身份地生存在一个卷席排华风气的社会里。泰坦尼克号的经历，对他们来说，不过是这条路上的一个困难而已，甚至抵不上之后他们遇到的其他困难。 在台山的滩头，片中的中国人感慨道历史不该遗忘他们对下一代人作出的贡献。他们远赴东洋，凝重血泪，用颤抖地手指在冰冷的墙上刻下“倘若得志成功日，定斩胡人草不留。”

草蛇灰线下，方荣山亦或是方郎，同着一起去给好友参加婚礼的伙伴们,提着装着领带西装的行李箱，怀揣着渺茫但不妥协的经商梦，踏上泰坦尼克号的甲板。正如片尾在东海上被晚辈放下的纸灯一样，被历史的汪洋裹挟，飘进冰冷海水的深处。

擦去灰尘的不止止是中国幸存者，更不要忘记历史，那些在异国他乡夹缝生存的同胞们

深深被fang lang顽强智慧的生命力震惊了，百折不挠，完美诠释什么叫强者。超强大的内心，改名字意味着什么，他隐忍了一切，包括对家人。

他开始了新生活，他就像Rose后来的坚强新生一样，继续美丽充满希望的余生。

让我像画了一个圆一样，观感过足瘾。作为泰坦尼克迷，纪录片让我对泰坦尼克的了解更加深入，更贴近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