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

3岁，一个还没有断奶的小屁孩就被慈禧的一道懿旨召去成为了新的皇帝。

6岁的时候，和胞弟溥杰一起练字，却不知道辛亥革命已经成功，有人代替他颁布了《退位诏书》，看着袁世凯一步一步走上自己登基时的宫殿，才知道自己只是紫禁城里的皇帝，不是外面共和国的皇帝。

母亲去世了，想骑着自行车出去看望，结果守卫将大门锁住，还是没有踏出紫禁城一步。

选妃时，本来自己选文绣当皇后，结果被“他们”挑了婉容。“她岁数太大，17岁了。长得太过时了。我想要一个时髦的妻子，会说英语，法语，还会跳快步舞。”

在皇宫里打网球时，被一群冯玉祥的兵逼宫，限其一小时内离开紫禁城。

“只有日本人愿意帮助我。”“同时我意识到有很多中国人认为我是异族人，只是因为我是满洲人。有一个反满同盟一直想要暗杀我。”他哪知道，反满联盟主要是由日本资助的，是用来吓唬他的。

溥仪投靠日本人，是听说国民党掘了满洲先皇的陵墓，慈禧的尸体被撕成几块，脖子上的项链被蒋介石送给了其新夫人。但是他哪里知道，在他的决定背后，是日军哈尔滨的细菌试验厂。

“今天当我从日本回国之际，我想做点更重要的事。想想我们和日本帝国的友谊，这种友谊的基础是相互尊重，尊重意味着平等和独立。当两国皇帝站在一起，向两国国旗致敬的时候，他们认识到满洲国已经成熟了，满洲国不是殖民地，满洲国就是满洲。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如同两国皇帝之间的关系一样，这种关系出自于兄弟般的信任，出自于对继承两国传统的古老的愿望出自于对两国民族特点的相互尊重。。。”他说完这番话的时候，底下的军官官员都已经离开了。。。

文革时期，看到在监狱里挽救自己的监狱长被当成牛鬼蛇神被红卫兵们拉上街批斗。他冲了上去，“同志，你搞错了。我认识他，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老师。。。”却被红卫兵们一把推到了地上。

在这部长达3个半小时的电影中，基本上把溥仪的一生都介绍了，虽然里面国语配音中时不时夹杂几句英文，让我感觉象是在玩美版的真三国无双，而且更令人痛心的是，这部电影是外国人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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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我们80年代后出生的这一代，读小学的时候，大学不要钱；读大学的时候，小学又免费了；赶上大学扩招，读了四年书后，找工作又是一个难题；以前工作还包分房，现在的房价不说也罢；之前国家还负担医疗，现在却又把医疗产业化。。。某种程度上，我们跟溥仪又有什么区别呢？



皇帝尚且如此，何况吾等小民邪？

《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是一部于1987年由英意中三国合拍，著名导演贝尔纳多•贝尔托鲁奇执导，讲述中国近现代历史事件的史诗电影。该片在1988年获得了贝尔格莱德国际电影节第二名、巴黎第13届法国电影凯撒奖最佳外国片、联邦德国电影艺术协会奖和第60届奥斯卡九项大奖，成为当时最受关注的影视事件之一。无论在美国、欧洲还是日本、中国台湾地区，《末代》的票房也都获得丰收。

第一次获准在故宫实地拍摄并得到中国政府的全力合作（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亲自来扮演角色），动用19000多名群众演员，邀请溥杰担任影片顾问，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共产专制”国家如今打开国门欢迎西方导演（虽然有着意大利共产党员的身份）以他的视角和阐述方式评说曾被视为禁忌的那段历史，塑造一个差点被碾进历史垃圾堆的“封建制度的牺牲品”和“战犯”，这何尝不会引起人们广泛的争论呢？而这些因素都为影片营造出前所未有的巨大轰动效应，从另一个角度为影片的成功创造条件。时隔20多年，当我们再来欣赏这部电影，依然能从中读出许多的内容——其中不仅有渺小个人作为“历史人质”带来的无奈与凄凉，更有导演运用纯熟的影像表达技巧挖掘出来深埋在底层的历史隐喻，挖掘出属于那些特殊人物的欢笑、泪水和悲伤。

作为观影者，我们相信能以回忆的方式捕捉过去的痕迹无疑是一种难得的幸运。在这个意义上，溥仪比我们任何人都幸运——他的生命被截然对立地分成了前后两截。在后半生，他尝试恢复一切的记忆以期能彻底批判它、否定它，从而赋予它一个最为完整合理的经验形式。这种否定与批判与其说自愿的，不如说是自发的。溥仪撰写的《我的前半生》就讲述了一段“从皇帝变成公民，从困兽变成凡人”的伟大历程。而这个不含意识形态意图的人物经历刻画就已经告诉我们影片鲜明的意识形态指向性。

经典历史哲学告诉我们，人类的每一场热情表演的幕后都隐匿着一位操纵者，他是历史的化身。在这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中，这位操纵者不可撼动的绝对统治地位使他能以举手之劳消解人类表演中任何不识大体的举止，并拒绝一切为之做出解释的举动。表演过后，有些人走在所谓正确的轨道上，功成名就；但并非所有人都会因此而感到释然于怀，尤其是那些被现实的历史进程所抛弃的个人。溥仪就是这样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物。正当他毫无准备地走上历史大道时，懵懵懂懂所看到的，只是历史末班车卷起的一片尘土。

片长近三个小时的电影，并没有把大量篇幅放在溥仪人生传奇的三起三落上。溥仪皇帝既是历史的主题又是历史的对象，影片对溥仪一生的叙述是以一种有条理的、按时代顺序的形式进行的（即从1950年被押解回国起，通过他的回忆与联想建构一生的事件），正如贝尔托鲁奇在接受法共《人道报》采访时说，他首先把溥仪的故事看作一个结合“历史、政治、道德的寓言”，所以溥仪被塑造为理想电影观众心目中的寓言式人物，在此基础上再搭配以各式各样的辅助者和反对者，构成完成的寓言形象体系。

影片最为着重表现的一点，在我看来是关乎权力的欲望。即使如溥仪这般的一个傀儡皇帝，受到了特定权力话语的控制，他也必须表现出歇斯底里的对攫取权力的快感和失去权力的失落与痛苦。其中有个非常耐人寻味的镜头：少年的溥仪和溥杰两人在宫内玩耍，嬉戏打闹中却为“皇帝”身份的问题发生了争执。溥仪为了证明自己作为皇帝的尊严，毫不客气地命令手下太监喝下墨汁，还告诉溥杰“自己调皮犯了错，挨打是他们”；而溥杰却告诉他，现在已不是满清统治的天下，外头有了“新皇帝”。溥杰带着溥仪爬上城墙，趴在墙头看到了当时已摇身变成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及其大队随从浩浩荡荡地开进了紫禁城。整齐划一的仪仗队，尽显帝王尊荣的华盖，预示着溥仪的“权力”早已被架空，即使他口口声声称呼着“朕”，不允许宫内的“百姓”直视他。此前的溥仪自认为是无所不知的，而实际上他看到的只是看守者要求他看到的东西。民国政府承诺为皇室留存的那一亩三分地成了禁锢溥仪视野和心灵的监狱。但溥仪的监禁却是他欲望的必要构成——因为只有在监狱中他才能够成为皇帝。如同麦茨形容的理想电影观众一样，他的欲望由于一种游戏才得以维持，在这一游戏中，溥仪摇摆于信（我是皇帝）与不信（我不是皇帝）之间。“其精神分析学上的欲望基础表现在他固恋回到母亲身边和他的寻祖上，这也许是奔向想象域的回归：我们看到溥仪总是反复追逐一个逃遁母亲的身影，先是他的奶妈，然后是母亲的死亡，最后是他的皇后被送进疯人院。由于始终受到侍臣的牵制，溥仪一直没有能够回到母亲身边。” 实际上他对母亲的寻求是不会成功的，因为继续做皇帝，继续保有权力的欲望在根本上压倒了一切。在对自我的观照上，由于没有人“胆敢”直视他，由于没有人可以穿戴天子专用的黄色，又由于其他任何男人不允许居住在紫禁城内，溥仪看不到任何自己的再现。他从未在其他颜色的衣着中看到自己，也从未在他人的眼光中看到自己。描写大总统的远景和溥仪质问溥杰的近景形成强烈对照准确地暗示了溥仪一无所知的那个世界，而他与这个世界之间存在着一个无法跨越的距离。

马克思曾说，“他们不能表述自己，他们只能被别人表述”。可怜可悲的溥仪生存在他者的世界中，被其他“旁观者”不断建构与解构着。在每一个政权时期，溥仪总是处在某一更广大权力的监管之下。他的第一位监管人当然是那些满清的遗老遗少和病恹恹的太监们。而溥仪的第二个重要监管人是英国绅士庄士顿，他以西方救世者的形象出现，似乎将溥仪带出了这片狭小阴森的囚禁地，但实际上，他只是介绍了西方的教育和改革思想，然而却只字未提更加具有轰动效应的革命政治现实。当溥仪问他1919年5月4日那天宫外所发生的一切，他十分随意地轻轻带过了。他激发起的只是溥仪对于表面革新的热情，如西装、网球等西方时尚；而没有帮助他冲出高墙，在真实的世界中解答疑问和困惑。在从师于庄士敦数年之后，溥仪被国民革命军逐出紫禁城，但是他对政治改革的不可避免到来及他的小朝廷实已死亡这一事实仍麻木无觉，这一点被他佩戴的深色太阳镜和他踌躇地第一次步出宫门所象征。就这样他离开了第一所监狱而径直走入另一所监狱。日本人使溥仪相信他们将帮助他复辟，从而成为溥仪的第三位监管人。满州国的那些段落使人想起贝尔托鲁奇那部《随波逐流的人》中的场面，其中充满了“令人目眩的法西斯”的象征物（苏姗•桑塔格语），它们包括溥仪入住那与紫禁城并无二致的灰暗单调的建筑，又如花花公子演唱起《我是否优伤？》。这些颓废的意象都直白地暗示了溥仪的人生正在渐渐走向毁灭。溥仪的加冕舞会是这一新监狱的一个戏剧性隐喻。我们看到坂本龙一饰演的日军指挥官命令着摄影师，刺眼的电影摄影照明创造出一个反差强烈的世界，舞伴们在其中拖下长长的影子。只有陈冲饰演的溥仪妻子婉容抗议对他们的操纵，她一片片撕吃花瓣的镜头突出了其自我摧残式的抗争。就像当初溥仪在溥杰的刺激下认识到自己不是坐在紫禁城中的全中国的真正皇帝一样，他亦日益意识到日本人对自己的操纵，但出于对皇帝权力欲望无法抗拒的偏好，他生生地将这些“事实”压抑在心中，用无数的假象来替代它们。最后，溥仪的皇帝梦彻底破灭了，他被送进了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监狱——抚顺战犯管理所。这是一个共产主义新秩序下的改造营，清一色土黄卡其布制服，严肃的持枪警卫，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在这里，管理所所长成为溥仪最后一任监管人，他在训导犯人的讲话中说：“我们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我们认为改造的唯一出路在于正视真理。”他的目的也正是让溥仪能脱离他人的监管，学会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自己。可以说，所长是溥仪最好的监管人，但影片却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理想主义的结局，当溥仪从战犯管理所获得大赦，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园丁的工作时，“文革”不期而至。那位一心想让溥仪重新成“人”的所长如今却被当作牛鬼蛇神，受尽红小兵们的欺压。溥仪不能理解这种行为，上前想为他辩护几句，结果被象征“革命”的红小兵粗暴地推倒在路旁，再次成为了历史的旁观者。如果说溥仪以前在与历史的较量中至少未被历史所遗忘的话，那么此时的溥仪已经彻底被排除在历史之外。这是他作为“公民”换来的必然结果。他无法理解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他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或者该怎么做。末了，溥仪和一位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来到了皇宫，他向孩子诉说着他记忆中关于这座宫殿的故事。孩子一声“Prove it”让溥仪露出了淡淡的笑容，在这笑容中包含着他从未有过的那一点天真，一点可爱。这是否说明他从“权力”的围剿中突围了呢？也许历史打算继续保留它独有的那一份神秘而不愿给我们一个真切的答案。

《末代》中最耐人寻味的镜头除了刻画人物的几段外，还有就是讲述人与物的关系的。讲到溥仪登基那一段，导演动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重新复制了封建王朝帝王初登大宝时庄严奢华的景象。在这样的大场面中，有不少细节值得关注。幼年的溥仪不耐烦地跑下了龙椅，准备冲出太和殿。这时，一块黄色的巨大幕布被微风拂起，让小溥仪感到十分好奇。而当他冲出这块幕布的阻碍，看到的是无数佝偻着身子，无限憧憬地向他行跪拜礼的文武官员们。极具震撼的效果由一件如此轻盈的东西衬托着，可见贝尔托鲁奇概括主观性、失落感和观众心理关系的高超技艺。第二块帷幕是长长的白色布幛，它使溥仪与众太监嬉戏时无法触摸到他从而保护他的“龙体”，从溥仪的视点看去，这些游戏的伙伴仅仅是一些影子，他无法通过影子而真正观察到自己。第三块帷幕是另一出游戏的一部分：溥仪和他的两位妻子在锦被下捉迷藏——作为观众我们只看到他们的体形，而与此同时一场看不见的大火正在紫禁城的库房中熊熊燃烧，那是害怕溥仪发现己贪污行为的太监们纵起的。最后一块帷幕是“文革”的红卫兵手中那面猎猎飘扬的红旗，文化大革命队列中忠心耿耿的青年人在挥舞着它。这几块帷幕既是隔开人物心灵的帷幕，也是意识形态的帷幕。两段交叉式的平行结构通过颜色的不同变化反映出导演暗含的话语指涉。黄色、白色、绿色等构成前期的主色调，导演一方面利用颜色的变化表现出溥仪内心世界的变化，另外，也以色彩来烘托当时中国波谲云诡，混乱不堪的社会气氛。而描写1950年以后溥仪生活的段落，除了监狱中呈现出的灰白色，就是被漫无边际的红色所笼罩。红色象征革命、象征鲜血与牺牲，象征共产主义的伟大未来。贝尔托鲁奇将红色点染的不仅能代表那个时代人们的激情，也隐隐地显露出激情背后巨大的恐怖力量。

导演对于光影的运用也已趋于化境。影片几乎全部采用自然光，大量运用广角拍摄，通过光线的明暗强弱体现人物的内心。贝尔托鲁奇说：“在紫禁城，溥仪从未获得过阳光的直照，他总是处在阴影中。在这段生活中，他在思想上始终同外界隔绝的，稍后，当他从老师庄士敦那儿学到的东西愈多，我们就愈来愈多地感到阳光照着他了。光与影的博斗也就逐渐展开了，就像意识和无意识在你身上展开了搏斗一样。在满洲国那部分故事中，当他被日本人充当傀儡皇帝，而他自己也梦想着重返自己的帝国时，阴影几乎又笼罩了整个画面，就像又回到了他童年时代一样，后来，在监狱中，他回想自己的一生。愈是他懂得许多事情时，光和影也愈来愈趋向平衡，他应该在光和影完美无缺的平衡中，在平稳的色调中了结你的一生。我只希望能够实现这一设想。”作为影片的摄影师，维托里奥•斯托拉罗视“用光线参与叙事和表意”为他摄影艺术的最基本理念之一。斯托拉罗谈到影片《末代皇帝》的光线整体构思的时候说：“中国的皇帝生活在特定的界限――城墙之内，总处在屋顶、阳伞的阴影下，所以我们为影片确立了一种半阴影的基调。而光，则体现出一种自由精神。” 在这里，光象征着开放、欢乐，而影象征着封闭、忧郁。光与影的辩证让溥仪这样有着非凡人生经历的人物在影片中显得格外丰满。除了主人公溥仪，摄影师为其他角色及很多情节光线也设计了不同的光线结构，例如文绣在车内向溥仪提出离婚，画面呈偏蓝色调，文秀淋雨一段是夜晚拍白天的雨景，使用高色温灯，光线变化体现着文绣的情绪和心理变化。

结尾处的设计又为影片增添了些许超现实主义的含义。那个红领巾打开了溥仪从皇座下面掏出来的一个蝈蝈罐，里面爬出了那只跨越半个世纪风雨的蝈蝈。孩子抬头，溥仪却已经神秘地消失了。紧接着，传来导游手中喇叭所发出的美国歌曲“扬基之歌”的乐音。导游带领着一批西方游客参观着宫殿，讲述关于这座皇宫，这位末代的皇帝他的生与死，他的喜与悲，以及消逝在那段年代里的历史和传奇……那只超现实的蝈蝈显然象征着一种非时间性的东西，它在我们以为它早已死亡的时候进入我们的眼帘。这个非时间性的东西正可以看作是影片所描述的故事本身。那位导游清脆的语言被影片戛然打断，因为用导游手册上的符号化语言显然只能描绘出溥仪形象的“最大公约数”。《末代皇帝》从这个层面上说，它用这只蝈蝈喻指了一个个人与历史对立的问题。而无论是写人还是写物，贝尔托鲁奇都没有放弃对这个终极问题的探讨。

同样不可不说的是音乐于电影中的表现力。在获得九项奥斯卡大奖中，还包括一个最佳原创音乐奖。影片的作曲共有三人：当时还在德国求学的青年音乐家苏聪，英国作曲家戴维•伯恩和既是演员又能作曲的日本音乐人坂本龙一。三人的出身和音乐风格各异，但在影片中却体现出了东西方文化撞击之后水乳交融的神奇效果，为这一部从西方人拍摄的东方电影找到了一套合适的配乐。全片以大气派的管弦乐和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主题旋律变奏音乐交错，将溥仪一生的传奇遭遇烘托得很贴切。

其中最著名的一段莫过片头曲《Main Title Theme》了。戴维•伯恩在曲中充分融合了中西音乐特点：几声中国鼓的鼓点过后，引出叮冬作响的马林巴，打击乐成为全曲交织的背景，而后慵懒的小提琴旋律绵绵地的摇曳出来，简单的旋律并没有让听者感到厌倦，更生发出一股摇曳着的东方风情。主题演奏过后，旋律较前面稍有变化，变得更加紧凑，富有舞蹈性。整首曲子曲调比较平稳，节奏统一，但富有层次感，在典雅幽远的宫廷韵味中，带着一种从西方文化观察东方文化特有的想像力与神祕感。

影片最后关于文革的音乐，用的是经典红色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旋律，具有浓郁的时代特点。唱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造反歌的红卫兵排着整齐的队伍出现在镜头里，齐声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然后跟着手风琴伴奏边跳边唱。她们表演过后，电影特别给了个镜头，一排拉手风琴的小学生整整齐齐地站着，继续进行手风琴大齐奏，浑浊嘈杂，而这音乐的不和谐也衬托出了红卫兵热火朝天揪斗“反革命分子”的疯狂混乱和主人公内心的迷惘。

贝尔托鲁奇将剧情分成紫禁城、伪满洲国和劳改营三个单元，由后者去倒叙式串联前两阶段，艺术呈现了溥仪戏剧性的人生。贝尔托鲁奇自认不是一个历史家，只是一个用画面来说故事的人，关于溥仪的转变，他曾做过一个精到的分析。他说：“改变他的是自由。他从出生直到18岁，始终被囚在紫禁城，未跨出一步。之后又在满洲里被囚禁15年，西伯利亚5年（1945——1950），抚顺监狱9年（1950——1959），最后，终于生平第一次得到解放，终于自由了。自由地骑自行车或乘公共汽车，自由地出去买一双和中国农民穿的一样的黑布鞋。生平第一次成为自由的人，说到底，就是和所有人一样，做一个公民。这样，他就被改变了。这也靠他对自己过去所做的思考。” 也许，这种思考不仅面向过去，也面向未来；不仅属于像溥仪那样“有故事”的人，也属于每一个平凡人。当然，我们可以说影片带着不可避免的“东方主义”式解读以及将中国神秘化和符号化的倾向 ，但是想起那位十五年前那位同样来自意大利，准备用摄像机记录下真实中国的安东尼奥尼在中国可悲和可笑的遭遇，我们是否应该向他们投以崇高而深沉的敬意呢？

《末代皇帝》创造了中国影视历史上的好几个第一：第一部在故宫取景的故事片（而非资料片），而且是完全清场移除护栏的取景，后来郑少秋的《戏说乾隆》中，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乾隆身后的太和殿正门被铁栏挡住。贝托鲁奇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讲述中国的故事。而且，这是关于中国的电影首次获得奥斯卡金奖。许出于对于大师的尊敬，中国人第一次没有对电影内容做出任何限制。

或许，是贝托鲁奇的意大利共产党员的身份帮助了他？

这部电影长达2小时35分钟。

溥仪这个人，很难简单地用好坏来定论。他自小便是皇帝，自以为拥有一切。但是民国政府和日本人用洋枪大炮向他示威。在五千年历史上，他是个罕见的“三起三落”皇帝，曾经三次称帝：满清的末代皇帝，张勋复辟时称帝，“满洲国”称帝；又三次投降：向民国投降，向日本人投降，又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投降。总体来说，溥仪可看作是一个没什么能量，也没有个准确想法的人，或者说就是一个庸人，有点无知。不错，他也曾想做一番大事，例如投靠日本，以雪孙殿英盗挖祖坟之仇，但是他自身没有能力，那些接近他的人，只是想利用他。

这样看来，说溥仪是一等战犯还真是高抬他了。他是一个王朝的牺牲品。王朝到了结局，总会有人不自主地被推上第一线，以粉身碎骨的方式维持它最后的尊严。

回到电影上来。我觉得，这部电影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导演以全新的视角，在两个多小时中讲述了溥仪的一生。在电影中，溥仪不再是我们一直理解的那个罪人，而是一个无知、本性中还有一丝善良的庸人。历史狂潮将他卷来卷去，他无能为力。

导演对于光影的运用，已经趋于化境。影片几乎全部采用自然光，大量运用广角拍摄。任何一个想学习摄影或者摄像的人，都应该好好看看这部电影，看看如何运用光线表达人物的心情。贝托鲁奇说：“在紫禁城，溥仪从未获得过阳光的直照，他总是处在阴影中。在这段生活中，他在思想上始终同外界隔绝的，稍后，当他从老师庄斯敦那儿学到的东西愈多，我们就愈来愈多地感到阳光照着他了。光与影的博斗也就逐渐展开了，就像意识和无意识在你身上展开了搏斗一样。在满洲国那部分故事中，当他被日本人充当傀儡皇帝，而他自己也梦想着重返自己的帝国时，阴影几乎又笼罩了整个画面，就像又回到了他童年时代一样，后来，在监狱中，他回想自己的一生。愈是他懂得许多事情时，光和影也愈来愈趋向平衡，他应该在光和影完美无缺的平衡中，在平稳的色调中了结你的一生。我只希望能够实现这一设想。”在这里，光象征着开放、欢乐，而影象征着封闭、忧郁。

溥仪的后半生，不可避免的提及那个年代。油头粉面、大腹便便的管教干部，疯狂的忠字舞，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电影中是绝对不可能存在的，因此看到此处，心中仍不免惴惴。

另外找到几个花絮：

·本片获得1987年第60届美国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改编剧本奖、最佳服装奖、最佳作曲奖、最佳剪辑奖、最佳音响效果奖、最佳摄影奖和最佳美工奖。

导演贝托鲁奇的另一部作品就是那部惊世骇俗之作《巴黎最后的探戈》。

·贝托鲁奇的同胞安东尼奥尼曾经在那个十年内拍摄中国拍摄纪录片《中国》，自称是“一个带着摄影机的旅行者”的安东尼奥尼遭遇了中国境内声势浩大的批判。当时贝托鲁奇声援安东尼奥尼，认为“这部描绘中国城乡诗篇的记录片《中国》是真正关于中国人的电影。”

·尊龙是贝托鲁奇面试的第一个男主角，但是贝氏不相信这个男一号会来得这么容易，所以又在美国以及亚洲地区寻找了很长一段时间，最终，他还是回到了尊龙身上。

·邬君梅出演文秀的时候16岁，当时片酬只有600元人民币。但是拍摄此片后就赴美留学，后来星途坦荡。

·这是第一部得到中国政府许可在紫禁城内拍摄的故事片，也是1949年以来第一部得到中国政府全力合作的关于中国的西方电影。第一部在获准在紫禁城内拍摄的西方电影是Lucy Jarvis1973年为NBC公司拍摄的纪录片《紫禁城》。

·溥仪的长兄溥杰和帮助溥仪完成自传的李文达都被聘为本片顾问。

·剧组还采访了一些跟溥仪有关的人，包括他的妻子、监狱长、男仆都给与了本片一些意见。

·影片一共使用了1万9千名临时演员。

·片中出现的喇嘛是禁止被女人碰的，所以剧组特地为他们聘请了男性服装助理来协助他们穿衣。

·为了制作朝廷上人们的假发，发型师Giancarlo di Leonardis使用了2200磅头发。为了登基那场戏，他的工作人员花了10天培训了50名中国员工，使他们能在两小时之内搞定2000名临时演员的假发和辫子。

·剧组聘请了一名意大利厨师为摄制组的外国成员做饭。他一共带来了2万2千瓶意大利矿泉水，450磅意大利咖啡，250加仑橄榄油和4500磅面粉。

·片场的管理非常严格，饰演溥仪的英国老师庄士敦(Reginald Johnston)的彼得·奥图(Peter O'Toole)有一次因为忘带通行证而被剧组拒之门外。

·为了饰演旗人，2000名士兵剃了光头。长官劝说他们这显示了与意大利和英国间的国际友谊，并给每名士兵发放了3.5美元的奖金。

·影片使用了1100名学生来饰演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导演贝托鲁奇花了很多长时间来给他们灌输愤怒的情绪，因为这些孩子们都体会不到文革中的那种情感。

·贝托鲁奇当时向中国政府提交了两个拍摄计划，另一个是安德烈·马尔罗(Andr Malraux)的小说《人的命运》(La Condition Humaine)。中国政府同意了本片的拍摄，并对内容没有作任何限制。

·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为本片提供了他们的摄影棚和大量的临时演员，作为回报他们得到了本片的国内发行权。

·建于15世纪的面积广阔的紫禁城有着高而厚重城墙，为影片的拍摄提供了绝佳的隔音效果，尽管当时中国的摄制组成员还不太习惯同期录音。

·由于不允许机动车辆进入，连彼得·奥图都只能用自行车作为工具出入片场。

·这是第一部被美国电影协会MPAA评为PG-13级的奥斯卡最佳影片。

·制片人杰瑞米·托马斯(Jeremy Thomas)单枪匹马地为影片筹得了2500万美元资金。

·影片拍摄期间恰逢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华，但是摄制组得到了政府的优先权，使得女王无法参观紫禁城。

·影片中扮演长官的英若诚当时是中国文化部副部长。

                                  双重身份的历史与虚构
——论影片《末代皇帝》中表征建构人物的方式

文/顾一心

《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 讲述了一个人与自己身份之间的命运和友情。本片在技艺风格上的细腻与审慎历来享有盛誉，而在意识形态上则属于温和的中间类型，作为首位获准进入紫禁城拍摄的故事片导演，贝托鲁奇相对远离于历史立场的选择问题，而是以个体的命运与情感作为影片叙述的核心。
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年号宣统。1931年，在日本策划下成为伪满洲国皇帝。二战结束后作为满洲国战犯被苏联关押，1950年移交中国政府，1959年受到特赦，1967年，于北京患尿毒症去世。
这是宣统皇帝一生的年表。作为一部长达218分钟的巨制，《末代皇帝》在时间上横跨半个世纪，几乎涉及溥仪一生所有的重大事件，与此同时，影片又对历史的种种隐秘之处加以诗意的开掘。从根本上来说，《末代皇帝》所讲述的并不仅是一个皇帝的历史，而更是一个“作为皇帝的人”的故事——它是关于双重身份的历史与虚构。
影片从1950年的监狱开始倒叙闪回，随着溥仪身份的揭晓，梦境般的回忆从冰冷的现实中缓缓释放。回忆中的紫禁城被明显加以视觉上的风格化处理，温暖的色调与油画般的质感为影片构造出了一片充满想象的回忆的净土。孤独的童年，幽艳的宫廷，成长的激情与错悖——由这一系列视觉与情节元素构成的表征系统，在建构出某种西方文化立场上的奇观效果的同时，也为自身制造出一种丰富而敏锐的诗意。
那么，或许应当思考的问题是：这部影片是否建构了真实的溥仪形象？它是否忠实于普遍意义上的历史？从电影美学的角度来说，我以为这并非问题之所在，《末代皇帝》的巨大吸引力，在于它捕捉到了一种永无枯竭之虞的叙述的源泉，即一种与真实性无关的想象力的欣快；更为重要的是，影片借此提出了一些有趣的设问：即由历史所书写的个人是否真实；它是否遗漏了那些包含真相的不为人知的碎片。换而言之，真正完整意义上的个人，究竟是如何存在于整个历史之中的？
我在这里想借用米兰•昆德拉的一种提法：即作为个体的人往往是可以从“大写”与“小写” 两种角度被分别建构和理解的。在大写化的视角下，人的意义依附于某种历史的价值与目的；而在小写化的视角之下，则存在着一个活生生的人在私人领域里最为真切和隐秘的情感。这种人格身份上的两重性，对于银幕和文本的受众来说有着突出的吸引力。如影片所示，《末代皇帝》运用大量视觉和意象的表征，建构了“大写”与“小写”这两种相互重叠的溥仪形象，而它们的基础，则分别是“历史”和“虚构”的话语机制。
在溥仪的身上，“末代皇帝”的身份意义统摄了一切，并强制性地成为他整个人生所依附的基础。这一身份导致了他童年的孤独感、奇特的婚姻、脱离时代的生活，乃至其波澜诡谲的政治命运。他是外界观摩与审判的对象，是丰碑式的历史中某个代表特定意义的符号。尤其在影片的结尾部分，当沦为普通人的溥仪重新出现在紫禁城时，他更似是一段悲哀历史的活化石与象征物。
与这种大写的自我相对应，如何建构溥仪在私人领域的自我成长史，是《末代皇帝》中最具艺术匠心的部分。在这一建构过程中最为大胆的设置，莫过于他被设想为一个具有恋母情结的男孩，它被集中表现为他对母亲的替代者——乳母的依恋。这种依恋象征着他童年时代心灵的耽溺，而成长的痛苦则在于：他终有一天将从这种状态之中猛然惊醒。在影片至关重要的一幕戏里，当他意识到自己皇帝身份的坍塌时，他的乳母也正在被遣送离他而去，在这一刻，他不仅失去了他的“蝴蝶”（butterfly），也失去了他在童年时代对生命、权力与情感的一切想象的确证 。以这幕戏为转折，我们开始真正意识到一个人的生命成长的痛苦，它形成一种感人肺腑的情绪力量，仿佛揭示着这个男孩身上所蕴藏的巨大的悲剧性。
贝托鲁奇本人曾说：“要是我对溥仪没有同情，我就不会拍这部影片了。我甚至喜欢那些可憎的人物，我需要爱摄影机前的所有人物。即使他们是恶劣的，我也设法使他们具有某种悲剧性，从而产生一点高贵感。 ”我想爱新觉罗•溥仪的悲剧性在于他无力选择自己的命运。他也许充当了一个失败的历史角色，但作为生命个体而言，他只是一个不幸被自己的身份和命运所囚禁起来的人，他全部的孤独感和宿命感也都来源于此。也正如影片中溥仪的老师Johnston所说的，“皇帝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男孩了”。童年的虚构隐约揭示了影片中溥仪的性格成因——由于童年所耽溺的美好幻象被击碎，他的一生都处在某种安全感的丧失之中；归根于底，他是一个自尊强烈而情感脆弱的孤独的人。
在影片的结尾，溥仪以普通人的身份重回紫禁城，从龙椅的座垫底下取出自己的童年玩物（那是一只他在五十年前的登基大典上得到的蛐蛐笼子），在红色的夕照之中，一只蛐蛐从笼子里爬了出来——这一画面展现出无与伦比的鲜活之感，令人怦然心动，它意味着时间意义的模糊，也意味着历史审判者的缺席。最终，影片用虚构的方式完成了对“人”的建构，如我们所见，那个隐秘的私人情感的世界将一切都永远地锁住了。
无论如何，《末代皇帝》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或可被证明为有效的猜想——历史的观看者所看到的永远都是剧场化的假象，而一个“真实”的形象则恰恰是通过具有虚构色彩的表征来建构的。影片运用各种表征创造出一种假想的真实，这种假想之所以具有某种真实性，恰恰因为它的对立面——大写的、历史化的个人具有非真实性。倘若作一次跨越性的比较，《末代皇帝》中这一潜在的文本结构与作为影史标杆的《公民凯恩》惊人地一致：在本片中，由童年时代的意象所构成的表征符号世界，与后者中首尾呼应的“Rosebud”（玫瑰花蕾） 恰恰是相通的，它们都意味着成长的代价与纯真的丧失，也都是主人公历尽沧桑后唯一能够把握与珍存的全部。最终，它们都指出了某种易于忽略的真理——个体固然存在于大写的历史之中，但他依然拥有旁人无法窥测与理解的独特身份，正是这一身份的独特性与不确切性，赋予一个人以最为珍贵的存在的尊严。



2009/7/4

《末代皇帝》成片于1987年，曾经获60届奥斯卡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九项大奖，影片语言为英语，导演是意大利著名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

这部电影有很多第一，包括奥斯卡历史上第一部以中国为题材的最佳影片，同时也是第一部获准进入到紫禁城拍摄的故事片电影（不包括纪录片）。

影片整体的质感是以现实为基础的回忆，服饰与布景遵循了一种在考据基础之上却又不被束缚的会适度发挥想象的感觉，但如果追查起来，却可能比现在许多清宫戏真实得多。

影片的各个阶段有不同的色调与光影，表现了导演想要传达的情绪与剧中人物的心境。

某些影评人所说这影片主要使用自然光，其实并不是。

打光打得自然，和使用自然光是两回事。举个例子这个镜头，虽然看起来是自然光，但太阳的平行光，怎么能把桌子腿的影子照向两边？所以其实是窗户外面两侧各有一个光源，才能把影子打成这个形状。



色调、光影与摄影角度，伴随着主角内心世界的切换而改变着，时而朦胧，时而压抑，时而光明，时而悲凉，时而梦幻，时而现实。

导演的镜头语言非常考究，影片前段紫禁城中的那些段落尤其出彩，而后段特别是到伪满洲国那段，不知为何，镜头密度和张力略有降低。

此外，贝纳尔多其实是一个欲望与理想横飞的意大利导演，比如《戏梦巴黎》就是他的作品，所以他的胶片里，总是少不了情欲的描写，而这部分也是电影非常值得称道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从影片英文台词butterfly表现来看，他的乳母某种程度也算他的初恋，他吃奶的镜头其实是有隐晦的性暗示在其中的，在这个意义上，与《言叶之庭》里面量脚的那段非常类似。




说到影片的主题，罗伯特麦基先生从剧作角度所说的是身份，意即“我是谁？”别人给了溥仪一个又一个身份，比如皇帝，紫禁城内的皇帝，花花公子，傀儡，战犯，或者是最后的花匠？其实他一生的时间都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却在一直寻找。

不过从电影意象上来看，牢笼和门的反复出现，其实可能预示着这个片子真正将到的是自由与束缚的主题。溥仪生在一个外在紫禁城，内在皇权的牢笼之内，这是大家为他打造的。他一开始总想要出去看看，获得自由，大家却不让。但等到真的有一天，他被迫离开了这个牢笼，却发现自己内心在乎的，是这个他童年时代拼命想要挣破的——即自己皇帝的身份。所以当日本人找到他时，他放下自由的生活，心甘情愿的走向了伪满洲国的皇宫，重新被关了起来。但随着日本战败，一切成为了泡影，他作为战犯被关进监狱，但他仍觉得自己是皇帝，执意要担负起日军犯下的所有罪行。漫长的生活后，当他被放出来时，不管是被迫、被监狱长感召或是自愿，他终于平静地放弃了自己皇帝的身份。他用一角的门票重新回到了紫禁城，拿出蝈蝈放出来，脸上却充满了释怀的微笑。因为此时他已经和蝈蝈一样，从自己皇帝的身份中爬了出来，终于自由。

遗憾的是，他那时候距离生命的结束也不远了。

（以上仅就电影而非历史进行评论，此外坂本龙一的配乐真的很绝，几个小节就让人忘不了）

世界那么小，小到我们就像生活在巨大的玻璃缸里，透明的世界，我们彼此遇见。世界那么大，大得有些地方，我们一辈子也无法到达。我们抬头仰望天空，时间向后退去，白云向前飞去。历史是很玄妙的东西，我们在门内，时间在门外流过，不留任何痕迹。我们一直在向门外张望，希望能看到永恒，结果，什么都无法预知。我们只是在盲目的行走，无法主宰什么。
   紫禁城那么小，小到永远是斑驳的朱红的墙，辉煌的金銮殿，蓝的天，白云略天而去。紫禁城那么大，大得推开一扇门，还有一扇门。这个地方，困住了溥仪一生的美丽，誓言，梦想，信仰。
   昏暗模糊的佛堂里几缕清晨的阳光从朱红窗棂里射进来。两边是斑驳退色的罗汉们，张牙舞爪的严肃。伟大文明夕照的美丽余晖，在一个三岁孩子的手中点点消失。“你那么小，你怕我吗？这里的每个人都怕我。我是至高无上的慈溪太后。我已经在这里住了很久很久了。唯一能住在这里的是皇帝。他已经驱龙而去了。他今天死了。小溥仪，我将封你为万年皇帝。”而后她死了，在朝晖中，天亮了。溥仪笑了，跌跌撞撞地走出屋子。万年皇帝，一个牢笼，罩住他地一生。从一眼天真的孩子，到沧桑而冷漠的眼光。
万年皇帝，给了他什么，只是在他母亲死的那天，十三岁的溥仪平静的说“我母亲今天死了吧”。然后他推着自行车走遍皇宫的每一个门，朱红庞大的门。门外是匆忙的市集，褴褛的乞丐，玩耍的孩子。他想出去，门却在恭敬的侍卫手上怦然关闭。门外有他的母亲，他的模糊的短暂童年，有他遥远而又触手可及的世界。他绝望，叫着：“open the door”。第二次喊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是三十年后了，另一个牢笼关住了他，那就是满洲国，在世人的唾骂声中，他做了日本人的傀儡皇帝。当染上毒瘾的婉容在黯然被日本人送出总督府的时候，雪地上，溥仪一路狂奔，那是不是他一生所爱的女人，已经不重要，只是，那是一辈子爱他的人，唯一的，仅有的，所有的。同样朱红伟岸的门，应声合上。“open the door”溥仪喃喃着。
   从紫禁城到天津，再到满洲国，再到监狱。溥仪的一生，被历史牵绊着的，就是这个万年皇帝。历史的背后，是我们碌碌的背影。我们坚信着我们在创造着历史，其实，我们一直在沿着历史给予我们的轨迹向前走着，无法抵抗。我们总以为我们看清了历史，其实，我们只是在门内无助得向外张望。身在历史中，我们无法知晓什么。溥仪投靠日本人，是因为国民党背信弃义地掘了满洲的皇陵，慈溪的尸体被撕成几块，脖子上的项链做了宋美龄的结婚礼物。而他的决定背后，是日军哈尔滨的细菌试验厂。这是他所不知道的。在监狱中的溥仪，看着记录片，惊愕的缓缓站起。溥仪在满洲，也是坚决的回绝过日本人的无理要求，他在国会上愤怒的说，满洲国和日本一样是平等的，只是没人听他，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知道的，永远只是事实，而不是真相。

《末代皇帝》拍摄于1987年。1987年是个微妙的年份，中国正处在和西方世界蜜月期的尾巴上头。1987年以后，因为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风向变了，由80年代中期的笑迎八方客变成了选择性吸收。无论如何，像当年那样，为了配合一部电影拍摄而封闭整座紫禁城，连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来华都参观不得的事情，再不会发生了。

中国投之以桃，贝纳尔多·贝托鲁奇也报之以李。纵然这部片多少带着点西方人对中国的猎奇眼光，但大体上还是不倚不斜地讲述了一个十分中国化的故事，没有太多偏见，也没有太多溢美之词。当然，辫子头、忠字舞、领袖同志这些已成为中国文化符号的东西，还是免不得被拿出来大书特书一番。没有办法，电影是要给观众看的，大多观众没时间，也没兴趣去细细挖掘中华文化的深厚之处，必须拿这些已经定型的符号去冲击他们的眼球。就像我们一说美国，首先想到的也是汉堡、白宫、摩天楼和自由女神像一样。

抛开这些表面化的符号，《末代皇帝》的最成功之处，在于它完整讲述了一个“人”的故事。中国史书处理皇帝的方式，向来是用简单的两分法，要么是明君，要么是昏君，没有中间地带可言。溥仪自然要被归于昏君的那一类里头去，一说到他，懦弱、昏庸、叛国等大帽子立刻就扣上去了，这样的皇帝，似乎根本没有为他著书立传的必要。我们要写的，是秦始皇，是汉武帝，是唐太宗这样的帝王，让大家在他们纵横捭阖、开创盛世的伟业中感动地流下热泪。偶尔拍两部昏君的影视剧，也基本是当成爱国主义警示教育片来拍的，目的是为了告诉大家，这样的人，应该被永远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头去。

《末代皇帝》没有这样拍，没有美化，没有贬低，它只是把溥仪当作了一个普通人，一不小心诞在了帝王家，莫名其妙地立为皇储，然后被大时代裹挟着不断向前、向前、再向前。影片里的溥仪，没有什么大智慧，眼界既不深邃也不宽广，厚此薄彼、欺软怕硬都写在了脸上，平凡得跟紫禁城外的你我一样。在观影的过程中，大家很容易便忘了，他是一个皇帝，就像我们也很容易忘了——皇帝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一个皇帝。

这种处理方式在当时无异是新奇的，哪怕放到现在也是凤毛麟角的，然而就是这种对人性的细致刻画，才让影片显得分外亲切动人。我们可以看到溥仪在享受皇位带来的前呼后拥时的虚荣，可以看到溥仪在和婉容新婚之夜时的青涩，可以看到他对西方花花世界的崇拜，可以看到他对自由的向往。哪怕在看到他人生中无法抹去的最大黑点——和日本人勾结成立满洲国时，也不会对他深恶痛疾。换作任何一个普通人，在面对可以重返往日崇高地位的巨大诱惑时，他有没有能力抵挡得住？

这种对人性的细致描写，让我们从皇帝，这个在史书里尊贵得不可直视的面具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于是，人物、时代和观众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影片的效果便达到了，而附带的那些文化符号和历史进程，自然也就映入了观众的脑海。

导演和编剧皆是西方人，他们当然知道，最能打动西方观众的是什么。文化有隔阂，但人性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末代皇帝》能在外国取得成功并不奇怪，就像大多中国观众不知道《哈姆雷特》发生在哪国、哪个时代，但对“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也心有戚戚焉。大多西方观众对清末、民国和共和国的历史也不那么清楚，但他们可以感觉到，个人在面对时代车轮时的渺小和无可奈何，那些表现出来的，或丑或美的嘴脸，他们都可以代入其中——至于历史，那不过是舞台而已。历史延绵了这么多年，什么背景都变了，但人，唯有人，才是舞台上不变的主角。

说到底，这才是文化输出的正确方式。中国文化的那些符号，比如张国师最爱的那几个——长城、方阵、剑客、整齐划一的舞蹈等等，大多人已经看腻了。我们想看的是人，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中国人，不是那些混入宏大场面之中的，面目模糊的泥胎木偶。我记得王小波在书里写过，有位外国人告诉他，60到70年代的那段历史，虽然是社会的悲剧，但却是艺术家的宝库，在那个扭曲的年代里，不知道会发生多少精彩的人性故事啊！因为此，他甚至觉得有些嫉妒中国的艺术家。

然而我们中国的艺术家却走偏了。在文化输出上，我们也一直在搞两分法。要么跟早前的“中国风”电影一样，一味买惨；要么跟如今的“中国风”电影一样，只拍盛世，完全忽略了人性的复杂，完全忽略了大时代下呈现出来的世间百态。这样的东西，一部两部是很新鲜，可三部四部下来，自然也就乏味了。

《末代皇帝》之后，中国文化输出最成功的电影大概算是《卧虎藏龙》。这部片子的精彩之处也不在于武侠风打斗场面，而是类似于《哈姆雷特》般欲望和伦理的冲突，片中的人物个个是有血有肉的，不是机器，精彩的打斗不是为了战胜怪兽，是内心激烈的斗争折射到肢体和语言上而已。《英雄》在某种程度上也想要模仿《卧虎藏龙》的路子，可惜它还是忽略了“人”，更多是想说一些“大一统”、“天下苍生”之类大而空的中国性政治正确，没有深挖进个人内心，效果自然也就打折了。但纵使如此，它对西方观众的文化普及，也比什么一言不合就要去打怪兽的《长城》高明多了。

为什么如今的中国电影无法打动人心？因为它们根本没想过要去写“人”。在这些影片里，人物全是符号，全是背景，都被导演和编剧构思出来的，匪夷所思的情节和逻辑推着走，不是一个正常人应该做出来的事情。一部好的电影，“人”才是关键，情节和对白都是从“人”的心底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的。不在人性上头下功夫，中国的文化输出，始终都是一场自娱自乐的自high而已，方阵排得再齐，灯笼点得再多，也于事无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