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啸龙吟

《大军师司马懿》系列历史剧，分上下两部在同年播出，上半部《军师联盟》详述东汉末年的门第之争，本月播出的下半部《虎啸龙吟》名为演绎司马懿与诸葛亮两位绝世奇才的交锋博弈，实则究其演绎脉络，乃从以司马懿的视角来重新审读三国之历史，及司马懿自己的政治转向，乃至篡魏之路。

近年来，在中外历史研究的专业领域中，「历史书写」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议题。在中国史研究中，尤其是在长期战乱纷争、群雄割据的魏晋南北朝时代，也是中国古代私人撰史文化蓬勃发展的时期。

涉及三国历史的三部「正史」著作，其中陈寿的《三国志》、范晔的《后汉书》均为私人撰史之著作。《晋书》虽为官方定本，但其成书已在唐代初年，且作者多达21人。

《虎啸龙吟》

这三部著作值得关注的还有两点。

其一，陈寿本为三国后期人物，且因个人政治立场关系，故而其著作并不客观公正，后来南朝刘宋时期的裴松之，结合当时所见史料所注解《三国志》的篇幅，比陈寿原文还长，可见当时的私人撰史材料非常丰富。

其二是《后汉书》与《晋书》的定本都穿越多个朝代后才形成，前者穿越两晋到南朝宋、齐之间才有定本，后者更是穿越南北朝与隋代到唐初才有全本。

即使时代经历两千年的历史淘洗，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辑录史料，关于东汉在《后汉书》与东汉官修《东观汉记》以外，还有「八家后汉书」，学者周天游曾撰写《八家后汉书辑注》可供参考。而唐初官修《晋书》时所收的史料来源存目更是有「十九家晋书」之多。

长期以来《三国演义》给世人呈现了一种固有的「三国印象」但是这种印象亦有其不真实的成分。亦如正史《三国志》中的裴松之注解许多事件时，针对同一历史事件就辑录了多位史家撰写的多种情况，旨在全面，让读者自辨真伪。

《大军师司马懿》

《大军师司马懿》一片侧重于以司马懿的视角来诠释三国时期的历史，其中也有不少为了彰显司马懿诡辩多谋而产生的演义成分，笔者以为下半部《虎啸龙吟》故事的开始选在魏明帝曹叡太初元年（公元227年）初登皇位之际，应与长期以来关于司马懿何时谋划篡魏之政治企图占决定性因素。

按常理而言，一个朝代的开始，应该从消灭前朝的第一位皇帝正式登基的年份算起。

但是这种算法在魏晋时期出现了变数，曹魏的奠基人曹操的历史功绩主要出现在东汉最后一个皇帝——献帝时代，而两晋政权的奠基人司马懿，其人身轨迹更是穿越东汉与魏晋，历经汉献帝、曹丕、曹叡、曹芳四代帝王，那么何时才是司马懿在政治上一统江湖之时，远在西晋初期的武帝、惠帝年间就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据《晋书·贾充传引贾谧传》记载当时西晋文臣的三种观点，其一认为应该从正始元年（公元240年）司马懿与曹爽受明帝曹叡辅佐齐王曹芳登基开始，据今所见后半部分的预告片中，司马懿在明帝年间的多次征伐、平叛时展现出先发制人的军事才能，奠定了他再次成为托孤辅臣的地位。

其二认为应该从嘉平元年（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废杀曹爽，开始其一统曹魏政局，开启其篡魏的「去臣化」进程，我们在本剧发布的所有预告片中均可见此一事件的相关场景，可见这一历史事件之重要性。

其三就是以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禅让曹魏的西晋元年（公元265年）开始，后来最终结果仍以第三种情况为西晋国史历史书写元年。学者徐冲在其著作《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中指出，这三种情况的争论，是与政权合法性地位密切相关，既是国史修订的重要条例，也是承认纪传体王朝史的书写是中国古代王朝自我合法化的主要路径。

历史的发展总有其必然性与偶然性。可成就为一代枭雄的政治天才，大多具有两个特质，其一善于观察学习，为己所用。其二擅长于在所处帝王确定性的政治决策中，把握其中偶然性的突发事件为其所用，随机应变顺水推舟。

在上半部《军师联盟》中，观众早已深刻的感受到司马懿的成长之路从曹操身上学到诸多，曹操为了稳定东汉王室，嫁二女予献帝为妻。

同样曹丕在位末期，司马懿巩固其政治网络，主动与夏侯氏联谊，夏侯氏与皇族曹氏关系紧密，司马懿让他的大儿子司马师娶曹魏开国名将夏侯渊之侄夏侯尚的女儿夏侯徽为妻。夏侯尚早年也与曹丕相交慎密，夏侯徽之母也是曹氏宗亲之女，故而司马懿想通过政治联姻稳定与皇族之间的关系。

夏侯徽嫁给司马师时年方十五六岁的豆蔻年华，她与兄长夏侯玄关系甚笃，夏侯玄是当时曹魏贵族公子哥的代表人物，且与司马师、司马昭关系紧密，这在本剧伊始有诸多片段表达了这层关系，其间夫妻恩爱之情，司马昭对嫂子也有复杂的感情，在剧中将《晋书》所载的司马师杀妻的性格大变，改为司马昭杀嫂，有所不妥，但均在此埋下了伏笔。

司马师与夏侯徽二人的婚姻持续了差不多八九年时光，其间共生五女，在剧中有表现司马师喜获第一女时的喜悦，并未责怪夏侯徽没生儿子，但此后连续产女或许磨平了司马师的耐心与爱意，由此埋下了司马氏父子篡魏的种子。

夏侯徽

长期以来司马师杀妻一事，均是反应魏晋时期政治凶险的一个著名案例。在《晋书·景怀夏侯皇后传》中记载夏侯徽在青龙二年（公元234年）因发觉司马氏父子的篡魏之心而被司马师毒杀，年仅24岁。

学者仇鹿鸣在其著作《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中指出，司马懿敲定这门婚事的当年夏侯尚就去世了，第二年曹丕又去世了，那么以当时的礼仪制度而言，夏侯徽真正嫁入司马家应该就是明帝即位的太初元年。

本剧第一集快速带过曹丕与曹叡的王位更迭、司马懿的重新上位的契机，而从这一年开始，延续连续剧上半部《军师联盟》中的政治主题，即司马懿与曹休、曹真为首的曹氏宗亲军事集团之间的博弈，可谓是从多个层面来展现政治权谋的复杂性。

如果夏侯徽真是在青龙二年（公元234年）被毒杀，那么司马懿的篡魏谋划最迟发生在青龙二年。曹真去世在公元231年，以本剧14集所展现的曹真去世前叮咛曹叡，说司马懿有夺权上位之心，可见本剧创作者以为至少在司马懿与曹真争夺雍、凉之兵的领导权之时，司马懿已经有篡魏之心了。

而且曹真故去，下一步司马懿就开始琢磨如何收服以郭淮为首的曹真旧部。

曹真

在《虎啸龙吟》曹真去世后，曹叡问司马懿跟诸葛亮相比自己水平如何时，司马懿指出诸葛亮的问题是「多谋而少决」可知司马懿功于心计，是具体战况中卓越的战术家，而诸葛亮从「隆中对」到「出师表」算是把大形势看的一清二楚，是伟大的战略家。

因此司马懿善于抓住政治进程偶然性的机会的能力，在其一生中屡次出现。就目前连续剧本周可观的15集（电视端可以每周多看一集）当中，就有多处诠释到位。

本剧伊始，太初元年决定曹魏、孙吴政治格局的石亭之战之中，司马懿第一次领兵征战，即使其识破吴鄱阳郡太守周鲂诈降之计未被采纳、身为侧翼副将不能直接统兵，但他仍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根据战局变化，不盲目驰援曹休，依据地形完成防御工事，迫使陆逊见好就收鸣金收兵，保存魏军主力部队的有生力量。

诸葛亮

第二次即借诸葛亮声东击西之策，曹真不愿插手孟达复叛这个烫手山芋，依靠自己的足智多谋领曹魏荆州所辖的五万之师，再加之平叛所获兵马，组成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部队基础。

第三次于太和三年（公元229年）曹叡派曹真、张郃与司马懿三路大军伐蜀之际，曹真受挫之后，司马懿大胜蜀军，此时扩大了他在曹魏西北军事主力雍、凉州军事集团中的军事声望。

第四次是曹丕托孤时万万没想到的，他选取的曹氏宗亲的辅政大臣曹休、曹真寿命不长，曹叡在位不足五年，曹休、曹真就已去世，宗亲层面已无众望所归之大将。

军事层面曹真去世、张郃战死均发生在公元231年，之后自曹操时代以来享有军功声望的老臣，几乎殆尽，给了司马懿上位的必要条件，再加之辽东公孙渊叛乱，曹叡力排众议让司马懿平叛斩获军功进一步确定了主战部队的核心领导地位。但是就基于此，司马懿仍旧无法完成政变，因为守卫皇家首都的禁卫军仍旧把持在曹真之子曹爽手里。

此处应该强调的是，本剧主旨秉持真实历史视角讲述着司马懿与曹真、曹休为首的曹氏军事集团的博弈，正史与本剧演义的部分出现了巨大的区别，《虎啸龙吟》因诸葛亮与司马懿在祁山内外，互有胜败的精彩对决也由此命名吸引眼球，但是正史之中，在曹真去世之前，魏军的总统帅是曹真，而且曹真并没有剧中所展现的那么有勇无谋。

在二曹在世之时，司马懿即使领军也是身居侧翼，并未构成主力军团，甚至其地位应该是与张郃平级，在曹真之下，没有直接二把手的意思。

剧中为了塑造司马懿临阵指挥能力卓越，故而我们可见每在具体战局之中，司马懿能够占得先机，甚至摸锅灰装逃兵，而曹真一派屡折将兵，有勇无谋，这一切都是本剧之幻化。但历史实情并非如此。

曹魏时期的边疆统治沿袭了两汉边疆统治的基本原则。边疆有类似于今天特种部队的将屯兵和具有部分后勤属性的屯田兵，以及关隘烽燧的专职守卫兵两套系统，其中特种部队一般都选用中原人士，只有前线守烽燧的炮灰兵，大多是边境本地人。自然会引起边疆底层将兵的不满。

姜维

《虎啸龙吟》一片中讲述姜维选择降蜀之时，其部曲会感叹洛阳来的高级官员总是打压本地军将，而姜维等人虽作战能力卓越但只能在基层为官，备受欺负。

而在诸葛亮一方，他早年依仗马超、马岱来安抚羌胡，正是看中马氏兄弟雍、凉之兵的背景，马超去世之后，姜维的降蜀，对于战斗能力有限的西蜀部队而言，是极好的补充，乃至后来长期督军雍凉之地的夏侯霸降蜀，得到重用也是这一道理。

东汉时代，官军长期与羌胡交战，官方依靠的主力部队就是雍、凉之兵，曹真去世后，司马懿在军事层面的上位，也与获得了雍、凉之将的拥护有极大的关系。

探索这一段军事过程中有五个军事将领的经历，对于全剧烘托司马懿上位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在历史中并未有此般深远影响。

第一位是戏份颇多，长期护卫司马懿的孙礼，在历史中早年为曹操部署，后来长期听命于曹真军中，甚至长期辅佐曹爽，直到「高平陵之变」前夕，才投归司马懿门下，所以剧中有关他如何辅佐司马懿征战蜀汉的戏份，纯属捏造。

第二位是陈仓守将郝昭，郝昭本人是并州太原人，在北部边防享有盛名，曹真的心腹干将，以千人固守陈仓，抵挡住了诸葛亮大军于城下，似的诸葛亮被迫撤军，后回归朝廷，受封关内侯不久病死，而非剧中所演，类似于《三国演义》中的死法，身死城破，被诸葛亮厚待送回曹魏以防。

第三位是张郃，张郃虽然早年投韩馥、后来归袁绍、最终归属曹操，但是张郃本人是河内郡人，与司马懿是同乡，所以不太可能对司马懿特别忌惮，而且自征讨黄巾以来，年逾六旬是司马懿的前辈，再加之其在军中声望远播，故而他是连接曹真与司马懿的政治黏合剂，肯定不会随意听司马懿调遣。

最后关于木门道遭伏身亡的记载，自古以来就有陈寿与裴松之记载之不同，陈寿认为张郃是受司马懿驱使身亡，裴松之认为是战略失误，但是无论如何张郃并非有勇无谋的轻率之人，诸葛亮在此役的战略决断非常正确。

第四个是本剧第14集中为了展现司马懿神机妙算，两次有勇无谋中了诸葛亮埋伏的郭淮，在历史中诸葛亮第三次出祁山，就是败于郭淮，而且五出祁山中有两次都是与郭淮军团直接交锋，可见郭淮也并不是什么二流小将。

第五位是在朝堂之上行为略显粗陋，不懂礼法的王双。王双本来就是雍州陇西郡人，勇武过人，后来从庞德征战关羽，被水淹七军后降职不得重用，是曹真看中他出身雍、凉之兵的背景，才重新将其启用，故而他会为知己者死，虽然个人能力有限，但是为曹真的知遇之恩力战而亡，不像是剧中所演的那般不识时务。

由上可知《虎啸龙吟》一片通过贬低曹真军团来彰显司马懿的「英明神武」是有失偏颇的。如果说这一部分只是对曹魏内部的政治纷争有所夸张的话，那么本片在讲述司马懿穿女装，朗诵《出师表》把诸葛亮气得喷血的片段时就将本片的整体质量拉低了一个层级。

在诸葛亮生命的最后阶段征战五丈原时，由于之前的十年征战魏、蜀两国已经对对方的军事实力知根知底。司马懿也深知自己的战略眼光比诸葛亮略逊一筹，故不敢轻易进攻，但是自己资本雄厚，跟蜀汉打消耗战撑得住，但是诸葛亮的部队因在远征耗费不起，故而采用了多种挑衅的战略。

司马懿穿女装反戏诸葛亮的段落，在京剧剧目《胭粉计》中就有司马着女装戏耍诸葛亮，使得诸葛亮责骂司马懿不知含羞，最终因过度劳累死于军中的桥段。本片将此处进一步夸张，演出了司马懿「三气」诸葛亮的桥段，闭门休战坚决不出是为一气，不知含羞穿女装是为二气、背诵出师表哀其不争是为三气。

司马懿穿女装

这一表现有明显借鉴《三国演义》子虚乌有的「诸葛亮三气周瑜」的著名桥段，但是让地方的将领在不考虑政治立场，不考虑自身处境的情况下，大声朗读敌军名篇是非常不合时宜的。

众所周知在政治博弈中，司马懿是个老谋深算做事谨慎之人，如果真在阵前朗诵诸葛亮的大作，会被人向曹叡告发其有崇拜诸葛之嫌，此时司马懿在朝中地位并不稳固，那么如果因此失足，定会留下政治笑柄。

另外，依据一般的历史常识而言，比如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与国民党军方相对于同一战役的描述方式是绝对不统一的，即使引述对方的表达，在具体词汇上也会修正为彼方的语境，比如共产党所称的「淮海战役」在国民党一方被称为「徐蚌会战」。

那么在当时的司马懿绝对不可能说刘备是先帝，那么在礼法森严的汉魏时期是对本国政权的大不敬之举，因此削官免职都不为过。诸葛亮竟然能因为对方出现重大的决策失误，而被气死更是闻所未闻。

除了穿女装念出师表的重大编剧错误以外，诸葛亮于上方谷围司马懿的段落是为《三国演义》所虚构的，历史中并未发生，更谈不上司马懿如片中所载那么料事如神，英勇突围，感觉诸葛亮能够做出的一切战略安排都能被司马懿发现似的。

历史真实中的魏、蜀真正的军事博弈盛期应该在诸葛亮与曹真的博弈阶段，到了司马懿时代，尤其是张郃身亡之后，司马懿只有招架，坚壁消耗之力。曹真旧部雍凉军团的势力也不能做到百分百为其效忠，司马懿仍需智谋才可调动。

雍凉军团虽然军事力量强大，但是上层将领均非本地之将，曹真去世之后，接替其位督领雍、凉军事的是旧臣赵俨，但是到了正始四年（公元243年）赵俨去世，继任者是夏侯玄，而之前夏侯玄为京城禁军司令。

此时曹爽虽然贵为曹氏军事集团传人，但是其在军中威望已在司马懿之下，雍、凉军事集团仍能以曹氏军事集团的代表人物——夏侯玄述职。学者仇鹿鸣指出此处或许是司马懿与曹爽政治博弈互相制衡之后的抉择，曹氏集团的核心在雍、凉，而此时人才凋零，无论政治地位还是军事才能，可统领之人只有夏侯玄。

其次，无论古今，但凡一处要职之任命，后任人选大多需要得到前任之认可，因为夏侯徽的关系，夏侯玄与司马师关系融洽，所以此时司马懿安插司马师继任夏侯玄的禁军统领，既能得到夏侯玄的认可，同时也将自己的势力安排在最紧要处，而曹爽政治经验有限，不像司马懿年轻时跟随曹操经历过多次宫廷政变，斗争经验丰富，所以大意失要权，铸成大错。

司马懿与司马师

类似于司马懿与曹爽政治制衡的谋略在剧中还体现在石亭之战中，司马懿举荐素来与曹休有隙的贾逵督军，而曹休又借夏侯玄这枚棋子「绑架」司马师在己军中，来威胁司马懿，本剧善于抓住三国时代一朝不同政治集团博弈之细节脉络，均为亮点。

最终，司马懿决定性的一次上位，即震惊朝野的「高平陵之变」，此时距离司马懿去世不足三年光景，此时，司马氏家族篡魏的之路已被司马懿铺平了。

总结《大军师司马懿》这部剧的上下两部，优点是真的不少，缺点也让人生气，综合来说，我仍然认可其创作者认真制作历史剧的态度。最后还是那句老话，千万不要把历史剧当历史，那就对了。

（本文节选版，题为《 <虎啸龙吟>抹黑诸葛亮让人生气，但我无法忽视它的几个优点》，首发于微信公众号“虹膜”，于2017年12月30日发布）

关于司马懿背《出师表》这一段，我觉得这样设定就是为了突出司马懿的能忍和无耻。我不喜欢司马懿，算是武侯粉吧。为什么会有人看了这一段会以为武侯是被司马懿给气死的呢?司马懿宁穿女装受辱也不出战，这时的武侯，已经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看到司马懿的决心后为北伐前途感到担忧，难道这里表现出武侯气量狭小了吗？我是没看出来。武侯和《出师表》的地位，在我心中没有半分动摇。我舍友对历史并不感兴趣，但我俩有时还能一起背几句《出师表》。有一个鲜明的对比:武侯杀马谡时的心痛和坚定与司马懿佯杀司马昭时的惺惺作态。武侯把军法看得重，把国家看得重，他无私；司马懿把儿子看得重，把家庭看得重，他就是自私啊。人品高下一眼看出。任何贬损武侯人格的，都是垃圾，可这剧并没有啊。

小时候看《隋唐英雄传》，觉得李建成和李元吉真是又蠢又坏，害死罗成，到最后李世民要杀他这一兄一弟的时候还婆婆妈妈的，罗成的仇他应该立刻报才对。后来知道了罗成只是一个虚构人物（或许有原型），看到了吕思勉先生《中国通史》里写到刘黑闼叛乱后“为唐太子建成所破”，才知道李建成不是我原来认为的那个样子，并不是只会在阵前落荒而逃的无能之辈，也知道了一代明君唐太宗的得位史并不光彩。可我依然喜欢这部剧，并不把它讲的故事当真事，就是看个精彩，看个瓦岗英雄的义薄云天。

《虎啸龙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让我看完了之后认同司马懿的价值观，我为武侯的死哭过无数次——看《三国演义》原著和唐国强老师的表演时都泣不成声。道德标杆就应该是武侯这种人，司马家被骂是活该。看何晏夏侯玄嵇康的遭遇时，我曾无数次骂过司马家——其实我对姓曹的人从记事起就有好感，原因不说。

即使是这样，我不否认这电视剧好看，并不是只配一星的烂剧。

看一个访谈节目，刘三解和《虎啸龙吟》里演司马孚的王东聊司马孚这个角色，他们正聊到司马孚最后和家族在精神方面决裂，我不小心碰到了耳机开关，视频自动暂停，突然就响起音乐来，我很喜欢的霍尊的歌——尝尽悲欢离合人间苦，却怎么咫尺天涯陌路。恰好从这个地方开始唱起。我突然觉得整个世界都空了。古稀之年的兄弟俩，相扶同行数十年，却在高平陵事变后“咫尺天涯陌路”。 张爱玲说中国文学向来只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安稳的一面，写斗争不写和谐。我喜欢看这剧里的家庭戏。在我固有的印象中，篡夺曹魏政权时的司马家是非常和谐的，虽然我知道“八王之乱”比知道司马师这个人要早。司马师死后能被追封为皇帝这事，常常被拿来讽刺只把兄长孙策追封为郡王的孙权。后世的北齐文宣帝高洋，虽然也把兄长高澄追封为文襄帝，但这哥俩的关系实在不敢恭维。司马师和司马昭真是兄弟关系和谐的典范，至于他们家后来怎么就你砍我我宰你的就不想提了。这么好的兄弟关系、父子关系，不拍家庭戏真是可惜了，恰好和前面的曹丕曹植曹彰做对比，看得我心塞。可一个家庭，真的能永远这么和谐下去吗?原本我看家庭戏，看到的是安稳，是温情。可往后看，同样是家庭戏，父子会如何?兄弟会如何?他们要走的路是不同的。最激进的司马昭与最保守的司马孚，同司马懿都有矛盾，还有失去老婆、杀了大舅子、瞎了一只眼睛的司马师，他的立场又是什么？剧透说司马师死前最后的话就是喊了一声爹，但剧中杀他老婆明显是他爹的意思，他心里不矛盾吗? 司马孚也是一个传奇，嚷着“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纯臣也”的晋安平献王，历来褒贬不一。司马家每干完一件缺德事，他就一种义愤填膺的样子，每次都对着或死或活的皇帝说臣来晚了，然后蛋糕一块也没少分。演员说剧是按照“褒”来处理的，他代表传统儒生，对忠孝极其看重，最后与司马懿（司马家族）分道扬镳…… 我是个很喜欢悲剧的人，喜欢看一个个英雄从意气风发到灰飞烟灭。有时候被一个人的精神感动，就不大在乎能力如何了。昨晚看到武侯去世，悲从中来，对那个二十多岁从隆中走出，带着一身理想和抱负要兴复汉室，却五十四岁就秋风五丈原的奇男子，我只能说佩服得五体投地，佩服他的才华，更佩服他的高尚人格。诸葛武侯显然是拿来和司马宣王做对比的，同样受托孤之重，一个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另一个…… 印象很深刻的一个镜头，是武侯死后，姜维拿着武侯的羽扇，眼睛通红，满含热泪，深深望了一眼“克复中原”的旗帜。此后的姜伯约，带着武侯的理想活下去，六十多岁的年纪还在剑阁和钟会对峙。邓艾从阴平小道直取成都，刘禅不战而降，而姜维却依旧密谋复汉。姜维没有成功，但他令灭蜀的两个最大的功臣无一生还。刘禅都不在意亡国，他姜维究竟在意什么？他在意另一个人的理想，在意对另一个人的承诺。司马懿说他与诸葛亮最大的不同，是他对承诺没有执念。呵呵，承诺对司马懿来说算个屁啊。我理解自私的人，却崇敬无私的人。 为什么要为了对一个人的承诺和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把自己的性命都搭上?为什么反倒是一个背信弃义的家族成了最终的胜利者?为什么三国后是一个让阮嗣宗长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时代?——浪花，早已淘尽英雄。又为什么……我的品德与武侯相去甚远?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该叡叡颜值受到诟病，人设也被说太变态和历史不符，仍阻挡不住我要看的步伐。叡其实是个可怜的孩子，历史上和剧中都是。每天活得战战兢兢不是说着玩的，明明能力超好却只能在他爹面前装孙子。因母得罪，由王降为侯，之后事父事养母至孝——可我总觉得是装出来的。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里的“任心而行”让我爱恨交织。没有爹的叡真的是任性直率不做作，即位前后变化之大几可与杨广一战。他懒得做样子给世人看，他爹出殡都不去送葬——原因是天太热。世上怎会有这样的理由?每天担心自己会不会被老爸杀掉，身为长子却直到他爹死的前一天才被立为太子。曹丕临死前倒是记起了他是曹叡的爹，一番对不起他对不起他妈的话就说了出来，可又有什么用呢?我不信那一席话能抹去叡数年如履薄冰的恐惧，他依旧是那个“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的可怜孩子。但可怜不是他可以作恶的理由，郭照也可怜。曹丕死时，别人都哭，唯独他贼眼飘飘却流不出泪来。 我要吹一波波叔的演技。他哭曹丕，把我的泪都哭出来了，当然后面的曹休曹真却是一脸mmp——这货怎么哭得这么狠?叡影帝模式开启，一口一个“仲达公”:你要好好辅佐我啊，我爸说这可是托孤给你。波叔哭得更厉害，叡又说忘不了仲达公当年对他的好，惹得波叔哭完老子的苦心托付又哭儿子对恩情的念兹在兹。我弱小的心都快被波叔哭碎了，真的有被感染到。 变态界里的战斗机，战斗机中的VIP。叡真是当得起这句话。按照他叔《洛神赋》那么抽象的描写，让谁也画不出一个像他妈的人来啊。不过有一先生听到“太阳升朝霞”后画了个太阳——我也是醉。目前看来，他对司马懿还不错，给了他一栋让司马家所有人目瞪口呆的豪宅，而且考虑极其周到。叡大兴土木爱造宫殿已初见端倪。司马懿看着屋里陈设，说这个那个的寓意，司马伦突然跑了出来。仲达以为自己绿了，当然啦，柏夫人是不会绿他的。郭照真是倒霉。

关于曹叡扮母，如果只看照片的话，百分之百的人会笑吧，肯定会有好多人直呼辣眼睛，可我看这段从头到尾就笑不出来。这小太监总算干了件人事，说世上仅有皇帝本人存着甄宓的神韵，让曹叡扮母，由画师看着皇帝的样子画甄宓。说实话，我也觉得这很难，但这世上有些牛人你又不得不服，真有人画出来了——我看这也仅限于电视剧里了。叡真的是爱吃蜜饯，是因为那里面有很多他的母亲的美好回忆，话说甄宓喝下毒酒后还吃了一颗曹叡给她买的蜜饯——母子互为最爱。叡痴望着母亲画像的时候哭了，剧的效果比截图好多了，音乐一起我直接泪奔。小太监辟邪也哭了，宫女哭了，画师哭了。辟邪和宫女哭，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理解曹叡的思母之情，感动哭了。至于画师哭嘛，我觉得是因为能保命了，喜极而泣，其中或许也掺杂着一丝感动吧。

夏侯徽和司马师超甜。我太喜欢这姐姐的长相了，不惊艳，不具有攻击性。张芷溪冷，唐艺昕甜，而她是很温婉，让人一看就很舒服。话说在司马家还没有忙着篡位的时候，司马师还是比较清闲的，在家给老婆画像，甜炸了！我不要相信《晋书》里的司马师杀妻！此时的夏侯姐姐（司马夫人）又怀孕了，前面的是女儿，两人当然希望能有一个儿子了，而且都还挺自信这一胎会是儿子，司马师老早就“我这儿子”叫开了，生下来又是女儿。我当然觉得女孩好，可古代人不这么想。夫人直言想生儿子，做丈夫的当然要安慰了，劝夫人以后不愁没儿子什么的。然而司马师真是没有生儿子的命啊。夏侯姐姐生了五个女儿，按生物学观点，当然是司马子元的XY染色体的概率问题。奇怪的是，夏侯徽死了之后，司马师21年间再也没有生过一个孩子，我们可以推测出司马师生育能力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除非他被绿，怎么从26岁起就好像失去了生育能力一样呢?就算是续弦有问题，妾总该能生吧。我对这事百思不得其解，我相信夏侯姐姐没给他戴绿帽子，也觉得司马昭不至于在这种事上搞鬼，想到最后发现只有言情小说的套路才能解决这问题:师徽爱得深沉。当然，这纯属我个人yy。真要是深爱，哪有后面一堆烂事?剧中司马师和大舅子夏侯玄的关系很好，一口一个“大哥”——随老婆叫的。一想起司马师最后夷夏侯玄三族，简直不寒而栗。宜脑补虐心小说。

司马昭与钟会来了一波商业互吹，还没有以后你要弄死我我要弄死你的苗头。想起这俩货害死了嵇康，气愤。我一看这钟会就来气，好想做了他。 何晏什么鬼???找了个女的来演。天朝现在要找阴柔气质的男明星太容易了，一巴掌下去能拍死好几个，怎么就找了个女的?昨天上午的年级会上，导员刚讽刺了魏晋男人的抹粉嗑药之风，我下午就看到了这个酷爱五石散的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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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一下。

我对司马师这设定其实是比较感兴趣的。剧中的司马景王与史书上的大不相同，尤其是性格。电视剧显然是将司马师和司马昭的智商给换了一下。

冒昧揣测一下剧情。夏侯徽是司马昭杀的，这基本就可以认定了，但从预告看来，这有可能是司马昭得到了司马懿的授意。司马师和其父其弟的关系应该会大有变化。司马师知道夏侯徽死因的这个时间点很有趣。直到夏侯玄死，子元还是双眼，但他知道真相的时候已经是独眼龙了。他是怎么知道夏侯徽死因的?我看了片尾的一个镜头，觉得是司马伦在搞鬼。这tm真是个搅屎棍啊，不愧是“八王之乱”的首祸，恁小的年纪就开始挑唆事。司马师和司马昭关系是很和谐的，而在剧里居然能看到白刃相见的片段，我不得不期待。另外，司马师对着司马懿流出的血泪实在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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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杀孟达那一段，有一种后来他杀何晏的即视感，好阴险哦。高平陵事变后，司马懿清理曹爽一党，何晏协助。等何晏把别人都清理出来，宣王还嫌不够。何晏懵逼:“难道是我?”宣王估计在贼笑:“正是。”这里杀孟达也是，不肯带他见曹叡，直接送去见曹丕，爽利地来了一句:“斩了。”

叡真是霸气。这种男人，算是变态帅吧。

司马昭野心毕露。这剧认为宣王并非一生下来就注定要当权臣的，所以从宣王的初心讲起，可为什么司马昭有一种天生要篡位的感觉?司马昭劝司马懿等诸葛亮攻下长安后再去救援，这样就可以完虐曹真了。这时候的司马懿还一本正经地训斥儿子。此处能看出以后的司马家的特点:家族利益放在国之上。对于“八王之乱”的那群货来说的话，是个人利益高于家族利益。发展趋势是越来越自私，宣王开了个好头啊。剧设司马昭像爹，司马师像娘。宣王说这句“随我啊”的时候，用的是疑问语气，当然在我们心里，陈述句更为恰当。

打街亭之前，司马懿还没拿到马谡的驻军图之前，不肯让司马师当先锋轻易涉险——毕竟他这时候不清楚对手实力，把张郃踢了去。等知道了马谡屯兵山上，心里那叫一个后悔啊，这神情……啧啧啧。反应过来说了句“再晚就都是人家的了”就慌忙带着儿子去抢人头。

对空城计这一段的拍摄挺有意思。诸葛与司马打了一场心理仗，颠覆了以往的设定。司马昭猜出了父亲的心思并说出来，被甩了一巴掌。

我觉得刘禅和诸葛亮的关系很微妙啊。诸葛亮仿佛有两个不姓诸葛的儿子，一个姓马，一个姓刘。对姓马的，他是一味惯着。诸葛武侯像班主任，马谡像是班里那个学习好又机灵懂事的最受老师疼爱的学生，老师知道他有些小毛病，想让他办大事历练一下又不放心地千叮咛万嘱咐，学生对老师的嘱咐不以为意，俏皮地做鬼脸，总以为老师多虑。剧里的图我没截。这种学生呢，往往不受其他同学待见，但别人也不敢得罪他。我小学的时候，和这种人就有点像，不过现在已经改了。对姓刘的“儿子”呢，他是一味要求严格，由于太不放心就干脆什么事都不让他干，只让他做功课读书。武侯对刘禅是真关心，刘禅对这种关心表现得很开心，可我觉得他实际上并不开心，话里隐含不满。另外，要“灭魏斩叡”的武侯夸小叡聪明，我还是蛮开心的。呃……武侯这样夸小叡的潜台词是不是阿斗不够聪慧啊？

回到家中的司马懿真的好牛。才和张春华做完了羞羞事，又去找柏灵筠。好体力！春华因为司马懿对司马伦太好而吃醋。仲达对子上说“慈母败儿，慈父更败儿”，这真是给自己立了一个好大的flag，后来的司马伦……春华好有心机，把司马懿的腰带勒得紧紧的，看仲达见到灵筠后解腰带那个费事啊……

司马昭和夏侯徽的这一段很有意思。《三国演义》说司马代曹的禅让仪式是依样画葫芦——当年的曹丕对刘协的方法呗。编剧誓要发掘（编造）司马家和曹家更多的相同之处。后世好事之人编出来曹植和甄宓这一对叔嫂恋，为了对称，司马家肯定也要有一对。于是乎，就有了司马昭对夏侯徽的暧昧情愫。说实话，我对这个一点都不反感。这样的话，结合后面的司马昭杀嫂，曹元仲的“大魏第一变态”（我封的）之名就要保不住了。这样的话，司马昭和夏侯姐姐就有了个参照物——北齐武成帝高湛和嫂嫂李祖娥。当然，我觉得高湛更变态。司马昭看夏侯徽时，真的是痴汉脸啊……亲自为嫂子挑做衣服的料子，这样真的合适吗?好在夏侯姐姐和司马师伉俪情深，不为所动。司马昭很在乎嫂子是否关心他，问“你担心我和大哥吗”的时候，居然……把他放在了他大哥前面。日军轰炸香港时，张爱玲在难后想到的，是如果刚刚自己死了有谁会知道。而我们的司马子上同学想到的，是一个人万一在战场上被杀，会连家书都来不及写。所以，杀人后受到冲击的他……想逃回来把这件事告诉嫂子。还真tmd浪漫啊！夏侯姐姐听了很尴尬。司马师和夏侯姐姐还没这么腻歪呢。重申一遍，我对这段不反感。三观崩塌，节操碎了一地的我啊……

夏侯姐姐真是会教孩子，教弹琴，不许小孩穿太奢侈的衣服，真是好妻子好妈妈。好喜欢啊。

曹叡女装画母：“娘，别走！”

“月球表面”、“女装大佬”、“疯狂恋母”，大概是许多观众对剧中曹叡（刘欢饰）的第一印象。实际上，刘欢饰演的曹叡是《虎啸龙吟》里最出彩的人物之一。

陈寿《三国志·魏书·明帝纪第三》的记事记言，主要着眼于曹叡一生的主要功绩，如拒诸葛、退孙权、平辽东等，也记载了其晚年（虽然三十六岁英年早逝）大兴宫殿的奢靡之举，陈寿如是评价：“明帝沉毅断识，任心而行，盖有君人之至概焉。于时百姓雕弊,四海分崩,不先聿修显祖,阐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汉武，宫馆是营，格之远猷，其殆疾乎。”（[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1页。）这里，陈寿认为曹叡既有明君风范：深沉刚毅、善断有识、率性而为；又有昏君行为：大兴土木，置民生凋敝、国家分裂于不顾。裴松之注引孙盛语，更是称赞曹叡“优礼大臣，开容善直，虽犯颜极谏，无所摧戮，其君人之至概焉。”（附赠彩蛋，仍是裴松之注引孙盛之语：“魏明帝天资秀出，立发垂地，口吃少言……”嗯，“天资秀出，立发垂地”，果然有“女装大佬”的潜质；等等！还有神马毁三观的东西，“口吃少言”，难道曹叡应该这么演吗：“好…好…好一……一…一…一个……忠…忠…中二少年？”）如此一位“开容善直”的仁德开明之君，怎么就成了剧中一言不合就杀画师、穿女装的变态皇帝呢？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史书仅仅是对历史的书写，永远不能代表历史本身。此外，古代官方史书基本只侧重于记载重大事件，而极少关心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除去大兴土木反常之举（相较于其勤政开明，大兴土木确实显得有些反常）外，读《三国志·魏书·后妃传第五》，亦可发现曹叡的某些乖戾举动。据《后妃传》记载，曹叡宠幸郭皇后（明元郭皇后，即支持司马懿高平陵之变的郭皇后）之后逐渐冷落毛皇后，游后园，召集才人以上的妃嫔开宴寻乐（“召才人以上曲宴极乐”），唯独不请毛皇后（“元后曰‘宜延皇后’，帝弗许”）；事后，毛皇后仍然得知了此事，醋意顿生，便反问：“昨天在北园游宴，玩得很爽（曹爽的爽？！）吧？”（“昨日游宴北园。乐乎？”）曹叡听闻后，知道有左右宫人泄露此事，盛怒之下，处死十余人（“所杀十馀人”），还直接将毛皇后赐死，但照旧加谥，葬在愍陵（“赐后死，葬愍陵”）。（参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3页。）

看《虎啸龙吟》曹叡女装扮母的时候，也许有必要脑补《军师联盟》的甄宓。

文德郭皇后（郭女王，即剧中郭照）又是否为曹叡下令所杀呢？《后妃传》仅载“青龙三年春，后崩于许昌，以终制营陵，三月庚寅，葬首阳陵西。”（[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2页。）史家常为尊者讳，所谓“内大恶讳，小恶不书”，陈寿极有可能有所避讳。裴松之注引列举了两种不同于《三国志》的说法。其一为《魏略》，郭女王自然死亡，但下葬时被“披发覆面”：“明帝既嗣立，追痛甄后之薨，故太后以忧暴崩。甄后临没，以帝属李夫人。及太后崩，夫人乃说甄后见谮之祸，不获大敛，被发覆面，帝哀恨流涕，命殡葬太后，皆如甄后故事。”其二为《汉晋春秋》，郭女王被逼杀，下葬时口含米糠、以发覆面，正是《虎啸龙吟》采用的说法：“初，甄后之诛，由郭后之宠，及殡，令被发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养明帝。帝知之，心常怀忿，数泣问甄后死状。郭后曰：‘先帝自杀，何以责问我？且汝为人子，可追雠死父，为前母枉杀后母邪？’明帝怒，遂逼杀之，敕殡者使如甄后故事。”（[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2页。）如同赐死毛皇后之后仍为其加谥，剧中情形——曹叡先赐死郭太后而后加谥厚葬、以“病逝”入史册——大概具有一定可能性。

无论是因左右泄密、皇后吃醋便大开杀戒，还是将得宠于父皇的郭太后赐死，抑或是剧中虚构的女装画母、斩杀画师（第二、三集），究其原因，或都与曹叡不幸的童年经历有关。童年，母亲被父亲赐死，自然会留下难以抹去的幽暗记忆，无论理性如何克制，如何成年后如何“沉毅断识”，恐怕都无法摆脱那段苦痛回忆。母亲去世后，曹叡又一直生活在父亲曹丕的父权压抑下和宫廷斗争的恐怖氛围中。“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裴松之注引《魏末传》，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6页。），这不仅是对幼鹿的同情悲悯，更是内心深处的战战兢兢，正如剧中曹叡继位前的担忧：“他杀了我娘，他会不会把我也杀了？”（第一集）这种不幸经历造就的性格，难免敏感多疑、极度缺乏安全感，也难免产生浓厚的恋母弑父情结。之所以处死泄密的宫人（即使仅泄露了生活小事而非军国大事）和“善妒”的毛皇后，大概正是因为曹叡厌恶被监视控制的感觉（大概也因此更加懂得驾驭臣下，而始终提防自己被权臣操纵）。赐死郭太后，则或是将对父亲的怨恨投射到郭女王（被父亲宠爱）身上，也饱含着无法挽救母亲性命的遗憾、愤恨和无奈：“我娘死了，她现在一个人在坟墓里，口含米糠，以发覆面，好凄凉啊。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人，千里迢迢闯宫面君去救她呢？这么多年，朕恨自己，朕恨自己没有能力去救自个儿的亲娘。”（第二十四集）

美国德裔心理学家弗洛姆曾在《爱的艺术》里指出，纵欲是人类摆脱孤独感的一种方式，但仅仅只能在纵欲之中短暂地逃离孤独（参见[美]弗洛姆：《爱的艺术》，李健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1页。）。曹叡晚年大兴土木，大概也是为了摆脱内心深处的孤独与不安吧。幸而剧中还有大内官辟邪的陪伴（《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中明文记载了辟邪这一人物：“既从刘放计,召司马宣王,自力为诏,既封,顾呼宫中常所给使者曰：‘辟邪来!汝持我此诏授太尉也。’辟邪驰去。”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0页。），尚可在深宫中相互取暖。

曹叡是一位励精图治、沉毅善断的明君，也一度是大兴土木乃至滥杀无辜的暴君，但更是一位从小失去母亲和母爱的普通人。他可以拯救战火侵袭、贪狼窥伺的大魏天下，却无法救回自己的母亲和女儿（曹淑，早夭）；他可以命人建造巍峨的殿宇、壮丽的宫室，却始终无处安放自己心中的孤独与恐惧。

曹叡，一代英主，他可以拯救战火侵袭、贪狼窥伺的大魏天下，却无法救回自己的母亲女儿。

空城计新解：空城不“空”

诸葛亮空城计，并不见于陈寿《三国志·蜀书》第五卷《诸葛亮传》，但裴松之注引《蜀记》提及了晋初郭冲向扶风王司马骏所列举的“条亮五事”，即有关诸葛亮的五个传说，其中第三事便是空城计：

亮屯于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人守城。晋宣帝率二十万众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至前，当亮六十里所，侦候白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逼，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开四城门，埽地却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明日食时，亮谓参佐拊手大笑曰：“司马懿必谓吾怯，将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逻还白，如亮所言。宣帝后知，深以为恨。（[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49页。）。

裴松之认为“空城计”的传说不可靠，其理由有四。其一，司马懿不可能在场。“郭冲三事”指出当时诸葛亮正屯兵阳平，但按照《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屯兵阳平之时，司马懿尚在担任荆州都督、镇守宛城；及至曹真去世后，诸葛司马方才双雄对峙。即使曹叡曾经派遣司马懿自宛城由西城伐蜀，但正值大雨，未果，实际上并未交兵。这前后，在阳平也没有任何战事记录。（“亮初屯阳平，宣帝尚为荆州都督，镇宛城，至曹真死后，始与亮于关中相抗御耳。魏尝遣宣帝自宛由西城伐蜀，值霖雨，不果。此之前后，无复有于阳平交兵事。”）其二，司马懿可以屯兵相持，而不必撤军。既然司马懿有二十万众，我众而敌寡，完全可以围而不攻，设防对垒。（第就如冲言，宣帝既举二十万众，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何至便走乎？）其三，诸葛亮生性谨慎，断不会贸然铤而走险。（“案魏延传云：‘延每随亮出，辄欲请精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己才用之不尽也。’亮尚不以延为万人别统，岂得如冲言，顿使将重兵在前，而以轻弱自守乎？”）其四，郭冲对话对象是晋扶风王司马骏，不太可能在一个诸侯王面前曝光其父的不光彩历史。（“且冲与扶风王言，显彰宣帝之短，对子毁父，理所不容，而云“扶风王慨然善冲之言”，故知此书举引皆虚。”）

总之，空城计的故事不可信，大概今人已达成共识。但经后世罗贯中《三国演义》、京剧《失空斩》的精彩演绎，空城计早已深入人心，甚至成为了诸葛亮的标签之一。《虎啸龙吟》第九集则将这个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进行了现代解读。其实，“养寇自重”的观点并不新鲜，《虎啸龙吟》的创新之处在于，不仅合理解释了司马懿退兵的原因（担心被鸟尽弓藏并祸及家人），更透过这个故事呈现了司马懿的内心冲突。剧中司马懿与诸葛亮的“神交”，其实也正是司马懿两重人格的对话。一重人格如同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国家、君主忠贞不二，甚至为忠君报国可以舍身取义。还有一重人格则如众人眼中的司马懿，鹰视狼顾、韬光养晦，内心深处欲望骚动，不仅希望家人平安，更渴望至高无上的荣耀：“依依东望，望的，是毕其一生的抱负；望的，是毕其一生的荣耀；望的，是毕其一生最大的成就。”此刻，诸葛却倏然显形为老年司马：“依依东望，望的就是毕其一生；依依东望，望的是时间。”司马望的是时间，更是自己的忍耐：“我曾经轧断过我自己的双腿，那天，我跟我自己说过，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再站起来，我要跑过所有人，我跑过了武帝，我也跑过了文帝，但，我总是跑不过、跑不过我自己心里的恐惧。”这个故事里，司马懿败给的并不是诸葛亮，而是潜藏在心底的恐惧与欲望。城里空空如也，但司马懿心中却早已埋伏了重重杂念。

一个优秀的故事不仅在叙述故事本身，更在表达一个思索、展现一个困惑，从而触及人心。《虎啸龙吟》里的空城计新解做到了。

司马懿听到的不仅是诸葛亮的琴声，更是自己的心声。

诸葛贬“益州人”李严：蜀汉政权的内部矛盾

同在第九集，诸葛亮政敌李严出场，并自称“我是益州人”。其实，李严并不是益州人，而是荆州南阳人（参见《三国志·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第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93页。）。尽管李严不是益州人，但却可被视作“益州集团”的代表，与作为外来势力的刘备集团相对。这个“益州集团”所指乃是刘焉、刘璋父子所创立的政治集团，但刘氏父子也非益州人，而同样是荆州人，乃江夏竟陵人（参见《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第一》，[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16页。）

关于李严与诸葛亮的矛盾问题，田余庆《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见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0~207页。）给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实际上，在刘备入川前，益州就活跃着两大政治阵营：一为益州本籍官僚地主，这其中又可分为两股势力，即“原仕洛阳、后随刘焉回籍的益州官僚”（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1页。）和“仕于益州的本籍豪强”（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1页。），分别以赵韪、贾龙为代表，彭羕、黄权、秦宓等亦都是益州人；一为东州官僚地主（主要来自荆州、三辅），以刘焉、刘璋父子为代表，李严、董和、刘巴、法正、孟达等则都是由荆州、三辅入蜀仕于刘璋的“东州”人。刘焉“欲避世难”（见《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第一》，[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16页。），于中平五年（公元188年），为益州牧，入蜀后，由于益州本地官僚势力较为单薄，便皆依附与刘焉，与其相互依存，但二者矛盾却依旧没有真正消除。贾龙先为刘焉所击杀（“犍为太守任岐及贾龙由此反攻焉，焉击杀岐、龙。”见《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第一》，[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17页。）之后，刘璋继任益州牧后，赵韪又发动了一次叛乱，但终为部下所杀：“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赵韪因民怨谋叛，乃厚赂荆州请和，阴结州中大姓，与俱起兵，还击璋，蜀郡、广汉、犍为皆应韪……韪将庞乐、李异反杀韪军，斩韪。”（《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第一》裴松之注引《英雄记》，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18页。）叛乱平息后，东州官僚集团和余下的益州本地官僚集团达成和解，最终联合为一支较为稳定的政治势力，即与其后入蜀刘备集团相对的“益州集团”：“不断由三辅、南阳及荆州它郡流入的外来士人与余下的益州在官地主联合一起，形成一支比较稳定的力量，支持刘璋在益州的统治得以维持一个时期。”（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2页。）

刘璋迎刘备入川后，刘备集团和益州集团两阵营间便自然形成了客主之分和新旧之争。早在张松向刘璋建议邀刘备入蜀之时，黄权便预料到了两大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权谏曰：‘左将军有骁名，今请到，欲以部曲遇之，则不满其心，欲以宾客礼待，则一国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则主有累卵之危。’”（《三国志·蜀书·黄李吕马王张传第十三》，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19页。）由于刘璋昏庸暗弱，益州集团中的多数官僚都陆续背弃刘璋倒向刘备。但刘备征服刘璋后，刘备集团、益州集团新旧两股势力的分野却仍然存在：“刘备征服刘璋，刘璋部属全体进入刘备阵营以后，客与主、新与旧合流，其分野实际还存在，不过不再是军事上两个营垒的区分，而是政治上两个派别的区分……在当时矛盾还不显著的情况下，两部分人的区分并不整齐，政治态度也不完全一致。同是刘璋旧属，有些人在政治上公开反对刘备，例如来敏、李邈、刘巴等；多数人则不公开反对，等待形势的变化发展。”（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3页。）

刘备作为一位政治家，深知需要调和阴阳、平衡矛盾：“刘备通过设官分职，力图使各种人，主要是刘璋旧属，同新人一起，各得其所，彼此相安。”（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3页。）一开始，董和作为益州集团的代表，被刘备征辟为掌军中郎将，“与军师将军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献可替否，共为交欢。”（《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第九》，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83页。）董和性情谦和，与诸葛亮勠力同心、关系融洽，诸葛亮谓其：参署七年，事有不至，来启相告。”（《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第九》，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83页。）

“逸群之才，英霸之器。”

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刘备病重，其时董和已卒，临终前便将托孤重任交与诸葛亮（时任丞相录尚书事、假节）和李严（时任尚书令），两人分别作为刘备集团和益州集团的代表。李严被刘备任命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三国志·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第十》，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93页。）。同年（建兴元年），刘备病逝，刘禅登基，改元建兴，诸葛亮与李严又分别受封为武乡侯、开府治事、领益州牧和都乡侯、假节、加光禄勋。诸葛亮极力维护新旧势力的和谐关系，但只要存在客观上的利益冲突，矛盾便日益积累激化：“但是，形势在发展，利益有冲突，新人旧人的矛盾日益增长。敌视旧人者嫉妒李严，不服新人者攻击诸葛亮。新人旧人矛盾明朗化，几年之后演化为诸葛亮与李严的公开冲突。”（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4页。）建兴四年（公元226年），诸葛亮发兵汉中，李严得知此事后，移镇江州（巴郡治所，今重庆），留护军陈到驻守永安，统属江州、永安。如此，李严“实际上是总揽蜀国东部军政，与成都分陕而治。”（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5页。）原本，李严与诸葛亮一同受命为托孤重臣，本应与诸葛旗鼓相当，却只得居永安为外镇，无法实际参与朝政，“统内外军事”也沦为一纸空文。李严心中不平，便退而求其次，力图以江州为据点，与在成都辅政的诸葛亮东西分治理：“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三国志·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第十》，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94页。）他与孟达的通信内容也颇为微妙，显示出其偏居江州的不满：“严与孟达书曰：‘吾与孔明俱受托，忧深责重，思得良伴。’”（《三国志·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第十》，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93页。）他甚至似不怀好意地劝进诸葛亮受九锡、称王。

一直以来，诸葛亮始终试图平衡益州新旧两股势力的关系，以此维持蜀汉政权的稳定。对于为一己私心而挑拨是非者，无论新旧，诸葛亮都不会姑息。刘备集团的廖立（“新人”），不甘心屈居于李严之下：“立本意，自谓才名宜为诸葛亮之贰，贰游散在李严等下，常怀怏怏。”（《三国志·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第十》，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92页。）他因挑拨是非，而被诸葛亮废为庶民、徙汶山郡。益州集团的来敏（“旧人”），亦常在群僚中制造事端，故被诸葛亮调离虎贲中郎将的重任、改任为军祭酒、辅军将军随诸葛军北伐。面对李严的数次挑衅，诸葛亮积极回应，同时也适度让步：建兴八年，魏大司马曹真率领三路向汉川伐蜀，诸葛亮命李严率军两万人奔赴汉中，李严“穷难纵横，无有来意，而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此语来自诸葛亮上书刘禅的奏表中，见《三国志·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第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94页。），诸葛亮为安抚李严，便上表推举李严之子李丰为江州都督督军、以“典严后事”。这里，诸葛亮欲将李严调离江州，便是为了防止他在益州东部坐大、最终割据一方，当然也没有理会李“欲为巴州刺史”的要求，作为让步，诸葛任命李严之子李丰为江州都督督军坐镇江州。但二人的矛盾并未缓和，反而趋于激化。

建兴九年，李严（此时已改名为李平）为祁山蜀军催督运事，“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粮不继，平（李平，即李严）遣参军狐忠、督军成藩喻指，呼亮来还；亮承以军退。”（《三国志·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第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94页。），最终导致诸葛被迫退军。这个事件在《虎啸龙吟》一剧中也得以呈现（第十七集，在之前的第十四集加入了柏夫人游说李严的杜撰戏份）。电视剧误将李严作为“益州人”，大概是为了表明李严先于刘备、诸葛亮入蜀的“益州集团”代表人身份，尽管李严是荆州人（荆州南阳人）而非益州人，但李严和诸葛亮分属不同政治集团且冲突矛盾不断，却是史实。据《三国志·蜀书》第十卷《李严传》（见《三国志·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第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93~594页。）记载，在缺粮退军这一事件中，李严多有反常举动，先是诸葛军退后，十分惊讶，反问诸葛“军粮饶足，何以便归”，陈寿认为这是为了推卸责任，“欲以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衍也”；之后又上书刘禅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最终，诸葛亮以李严前后手笔书疏为证，上表刘禅废黜李严为庶民、徙梓潼郡。田余庆先生认为此中原委比《三国志》记载更加复杂，真相难考：“陈寿、常璩书中所载废李严事情，当是据《诸葛亮集》资料写成。但是今存这些，看来都是诸葛亮之词，没有李严一面的资料，历史真相究竟如何，已无从考定了。”（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00页。）也许其中有诸葛亮将计就计的成分。不过，根据时人对李严的评价判断，李严此人确有性格缺陷，《三国志·蜀书》第九卷《陈震传》载诸葛亮与蒋琬、董允书：“孝起（陈震字孝起）前临至吴孝起前临至吴，为吾说正方腹中有鳞甲，乡党以为不可近。吾以为鳞甲者但不当犯之耳，不图复有苏、张之事出于不意。”（《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第九》，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86页。）李严被废时，竟有二十余位大臣与诸葛亮联名上书，从中大概窥见其人缘。

诸葛亮废李严，当机立断，大体应当是诸葛亮稳定国内政局的一次有力举措，显示出一位政治家的英霸果决。有观众认为剧中演绎的诸葛亮废李严，将诸葛亮塑造为了一位曹操般的权臣，以为不妥，笔者以为不然。诸葛亮作为政治家，绝不能仅有忠贞贤良，而同样需要雷霆手段，如此，才能有力维系政权内部的平衡稳定，从而使上下一心、共御外敌。《虎啸龙吟》能够通过诸葛亮废李严表现诸葛身为辅政相国的“英霸之器”（陈寿评诸葛亮语），正是对诸葛亮形象的丰富，而绝非“抹黑”。

司马懿女装读《出师表》“气死”诸葛亮：理想主义者的执着与绝望

《虎啸龙吟》一剧中最富争议的桥段，当属第二十一集，“司马懿女装读《出师表》气死诸葛亮”。笔者并没有看出诸葛亮是因心胸狭隘而被司马懿气死，我所理解的，是诸葛亮见自己的“巾帼之计”未果、司马仍按兵不动，又自知来日不多，深感绝望；加之司马懿读《出师表》提醒自己“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深知自己已无法亲自北定中原而有愧于先帝重托，一时激动，吐血倒地。这里，“受刺激”确有，但心胸狭隘性质的“受气”却无，故并无恶意抹黑诸葛亮的成分。许多观众将该情节理解为“司马懿气死诸葛亮”，主要原因大概有二。首先，一些观众受《三国演义》“诸葛亮三气周瑜”的影响，容易将该情节理解为“气死”。其次，有观众指出，剧组官微上的剧情简介上写明“司马懿气倒诸葛亮”的类似字样，我曾见过截图，但当时没有保存，此外优酷剧情简介上写的是“受刺激”。即使剧组写为“气倒”（这样写大概也是为了博人眼球，属于一种“营销手段”），对“气”亦可有不同解释，既可是“心胸狭隘”之贬义，也可是“备受刺激”之中性。这里，这些观众大概没有仔细品读剧情，反而拘泥于自己的刻板印象或网络对剧情的语言概括，恐怕本末倒置。诸葛亮既是足智多谋、忠诚贤明的一代良相，但更是一位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只能欣赏诸葛亮的品行才干，而无法接受他的脆弱无奈，这不是对诸葛亮的尊敬，而是对他的苛责。

如果说剧中第九集空城计的司马诸葛对话，实际上是司马懿的内心独白，那么二十一集司马懿渭水畔诵读《出师表》以及其后的司马、诸葛隔空神交，则是卧龙、冢虎二人的一次坦诚交心。剧中，司马懿朗读《出师表》，内涵大概有二：其一，自然是腹黑攻心（也回击了诸葛亮的巾帼攻心计），欲以此刺激诸葛，挫败其北伐信心，使其绝望：“我就是老王八老乌龟女装大佬臭不要脸，就是龟缩不战，你奈我何，你倒是来北定中原啊”；其二，则是以此表明对诸葛的尊敬与理解，故而剧中司马懿读罢，向诸葛深鞠一躬。司马懿理解诸葛亮的忠诚、执着：“丞相可真是痴心人，也许我比丞相唯一的聪明之处，就是我从不执着。但我明白你的心，设身处地，我没办法比你做得更好。”剧中的冢虎卧龙二人，司马懿偏向现实主义，着手眼前，一心守护家人的平安和国家的稳定；诸葛亮则偏向理想主义，遥望未来，执着于实现汉室复兴、政通人和的理想。

“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

剧中，诸葛亮在执着追求理想的同时，也清醒认识到了“理想”与实现理想的悖论以及现实的无可奈何。“理想”往往浸入了人类的美好愿望，是对现实的美化与超越；而在践行理想的过程中，又难免需要直面现实并通过参与现实来进行抗争，由于直接与现实接触，故而这些抗争本身便往往包含一种“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现实逻辑，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诚如剧中司马懿所言:“若生铸剑为犁之心，需有平复刀剑之力。”第十七集，诸葛亮在汉昭烈帝庙前诉说自己的内心矛盾：“主公，亮错了吗？我五次兴兵，耗尽益州财力，陇上多战死之骨，田间尽思亲之妇。亮辅佐主公起兵之时，为的是太平，是一统啊！谁又能料到，竟然事与愿违至此。然而，大汉偏安，若不收复长安，则迟早为魏吞并。亮日日夜夜，未敢一刻松懈。主公啊，你告诉亮，何为对，何为错。”诸葛亮想恢复的并不只是大汉的名号，更不希望恢复一个灰飞烟灭的朝代，他想恢复的是“百姓心中政通人和、太平强盛之世”。但“天下三分，益州疲弊”的现实告诉孔明，首先要做的并不是追逐遥远的梦想，而是以攻为守，使自己的国家免遭灭国之灾；于是他“六出祁山”（实际上诸葛亮只有两次出兵祁山，七次向曹魏用兵，其中一次为防守且魏军因持续大雨封路撤退，一次仅遣偏师，故共五次率军北伐）、连年北伐。同一场北伐战争，站在不同视角观察，便会生成不同性质:于战场阵亡将士和闺中守寡妇女而言，战争是灾难；对于魏国的将士和百姓而言，蜀汉屡次兴兵，又是毫无道义可言的侵略；但对于诸葛亮而言，这大概是他守护国家、践行承诺和追求理想的唯一方式，尽管他也一再怀疑，这究竟是执着还是执迷。也许任何理想都有一定的“执念”成分，而偏偏又是这些我们无法放下的东西支撑我们活下去。

《三国志·蜀书》第五卷《诸葛亮传》（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43~554页。）记载，诸葛亮“身高八尺，容貌甚伟”，又说他年少意气风发，常自比管仲乐毅；裴松之注引《魏略》谓诸葛孔明好读书而不拘泥于对书本本身的精熟，而善于“观其大略”。皆云“诸葛一生为谨慎”，但在我看来，少年诸葛，长身玉立、白衣如云，天资聪颖，性情通达，潇洒不羁、不拘俗流。也许他在出山时，曾想象自己辅佐刘备平定乱世后，事了拂衣、归隐林泉、云游山水；不想挥扇一去，二十余年，昔日的年少轻狂如今已消磨为一生谨慎；可惜天地不仁、命不由人，出师未捷，星陨五丈原。

似乎在许多人心目中，曹魏与蜀汉，不仅一直以来有“正统”之争（此处东吴很受伤，总是被忽略），更分别代表着现实主义的政治理性和浪漫主义的政治理想。曹魏君臣明于利害，曹氏三代与司马懿父子之间，似总有相互猜疑和各怀心思，一方面都利用着对方的价值：君主利用臣下维护统治，臣下利用君主发展自身；另一方面则又都提防着对方的威胁：君主提防臣下反客为主，臣下提防君主兔死狗烹。蜀汉君臣则言于仁义，刘备父子与诸葛亮之间坦诚相待:君主对臣子倾心相信，臣子则对君主倾力相报。然而，我想真实的情况都暧昧而复杂，曹氏三代（尤其是曹丕）与司马懿之间，大概总存有几分真情；而作为政治家的刘备，在说“君可自取”时，或也在用这句话试探诸葛的忠心，以最大的信任使得诸葛全无自立的正当理由，诸葛亮去世后，刘禅也确实不复设丞相一职（大概感受到了权臣的潜在威胁性）。或许，真假美丑，朦胧相杂，才是真实的现实历史。

司马懿的“心猿意马”：什么是“人心”

司马懿宠物乌龟“心猿意马”贯穿剧情始终，大概是剧中最为重要的意象，且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乌龟“心猿意马”出场于《军师联盟》第六集，这一集，司马懿张春华夫妇携家人郊游，偶然遇到了这只乌龟；也在这一集，司马昭抓周，先抓笔，后抓棋，司马防笑言：“以后可别黑白不分。”“心猿意马”的出现，象征着司马懿心中的欲念涌动：虽然表面上称病避世，实际上又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这在《虎啸龙吟》第九集司马懿与诸葛亮的神交中得到了映证，司马懿说：“我曾经轧断过我自己的双腿，那天，我跟我自己说过，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再站起来，我要跑过所有人……”《虎啸龙吟》第八集，司马懿得知马谡在街亭的扎营地点后，意欲抢功，准备连夜进军，临行前侯吉帮司马懿带走了“心猿意马”。这或许在暗示司马懿的争功之心。《虎啸龙吟》第十九集，火烧上方谷。在这个虚构的历史故事中，次子司马昭唆使郭淮贸然率军追击蜀军，误入诸葛亮在上方谷中布下的埋伏圈。司马懿闻讯后率军救援，诸葛亮发动火攻，司马三父子被淹没在火海之中，所幸天降大雨，幸免于难。在此过程中，司马懿身中一箭，但被藏在铠甲下的乌龟“心猿意马”挡住，毫发无损；撤军之时，司马懿拿出“心猿意马”，向诸葛亮炫耀成功撤军（然后立刻被打脸，万箭齐发，还好司马老贼躲得快，不然就提前杀青了）。这里，“心猿意马”或有两重隐喻：第一重，隐喻司马懿的私心，为救儿子，不惜连累三军；第二重，则或象征诸葛亮内心的动摇，因司马懿的父爱而心生怜悯。正是司马懿的“心猿意马”让自己身陷险境；同样，也正是诸葛亮的“心猿意马”让司马懿化险为夷。最后一集，侯吉给司马懿端上“心猿意马汤”，诈称已将乌龟炖汤，司马懿勃然大怒，欲杀侯吉。这或在象征司马懿无限膨胀的内心中隐藏的无限脆弱，而正是侯吉通过“炖汤”点醒司马。全剧的最末，司马懿在水畔将心猿意马放生，代表他已开始放下执念、收敛欲望，重归安宁。

“执刀人”司马懿，可以用刀剑杀死无数敌手，却无法消除心底的恐惧。

依依东望，望的，究竟是什么？剧中一共给出了三个方面的解释。“依依东望，望的，是毕其一生的抱负；望的，是毕其一生的荣耀；望的，是毕其一生最大的成就。”“依依东望，望的就是毕其一生；依依东望，望的是时间。”“依依东望，望的是人心。”首先，依依东望，望的，是“抱负”、“荣耀”和“成就”，这些大致指涉世俗层面的功业以及心理层面的强烈欲望。其次，依依东望，望的是“毕其一生”和“时间”，这可以是现实层面的忍辱负重、等待良机，“那时走与此时走，有什么分别”，时间可以成就一切；也可以是哲学层面的命运，“天意终究会吞噬你我之中的一个”，时间同样可以毁灭一切。“这时走与那时走有什么分别？”也许，没有什么分别，最终都起于无而归于无，有始有终，无始无终。

最后，依依东望，望的是“人心”。“人心”，也许可以从三个不同层次来理解:

第一层，是政治层面的“笼络人心”和“民心所向”。这应该是最容易想到的解释。这一层，也大概与《军师联盟》第一集司马懿对《咸有一德》的理解相呼应：“天命无常，为君者应当经常修德，才可保住君位；若停止修德，便会失去君位。”这里，保住失去的不仅是君位，更是“人心”（“民心”），而修德所修的实际上也同样是“人心”（人君的“内心”）。由此引出第二层。

第二层，便是心理层面的“内心”，即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既创造了人类，也吞噬了人类；既赋予了我们自由意志，同时又束缚着我们的自由。“自我”、“自我意识”原本就具有虚幻性质，是人类臆造的想象物，我们自以为可以掌控一切，却往往反被希望掌控一切的这种自我意识所操控。这种自我意识趋于膨胀时，便形成了我们的欲望与执念。剧中，司马懿希望跑过曹氏三代、跑过诸葛亮、跑过曹真曹爽父子、跑过所有人；他希望不再做别人的手中刀，而争取成为执刀人，总之，他厌恶被操控，而渴望控制一切。最后，他熬死了曹氏三代，敌国对手诸葛亮和国内政敌曹真也先于他而故去，最终还一一消灭了曹爽、丁谧、何晏、王凌等政敌。挟天子而令诸侯，已然位极人臣。这时，他却发现他可以用刀剑杀死无数敌手，却无法消除自己内心的恐惧；他发现他在操控天子、操控朝政、操控他人性命的同时，也在为内心的欲望和恐惧所操控。正是欲望驱使他争夺权力，恐惧促使他一再杀人。他曾和那么多人为敌，到头来，不过是在和自己的内心相处。这是更深层次的人心。

第三层，则是哲学层面的“交心”，即从上一层的自我出发，延伸为自我与他者的复杂关系。同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第一层不同的是，前者侧重于政治性和社会性，这一层则着重于哲学性和心理性。人人都渴望真心，出于自我保护意识，却都希望对方首先给予真心；任何一方都担心，一旦自己率先袒露真心，便可能让自身受到伤害，于是谁也不愿首先付出真心；于是，双方都开始隐匿真心，开始说谎，最终开始了尔虞我诈的恶性循环。越是缺乏安全感，越是难以率先主动向对方交付真心。剧中，曹丕和司马懿本是同甘共苦的好友，却因朝堂政治君臣相疑。曹丕既欣赏司马懿的才干与抱负，又担心后者的志向与才华会威胁曹魏政权的统治。这种不信任延续到了曹叡身上。曹叡自幼生长于深宫之中，母亲被父亲赐死，看惯了灭绝人情、冰冷残酷的宫廷斗争。因此，他极度缺乏安全感，也难以轻易相信任何人，或者他最相信的是人对权力的贪恋。为什么贪恋权力？大概还是因为恐惧，因为缺乏安全感，于是蜷缩在权力中，而躲藏在强权之下的是脆弱。司马懿在曹氏三代的压抑之下，逐渐走向权臣之路，同时也走向一条不再相信任何人（包括爱妾柏夫人）的孤家寡人之路。其实，司马懿的初衷，不过是想保护家人，在家中，和家人欢颜笑语、倾心交谈，简单而欢乐。我们都渴望真心，却都不愿相信对方的真心，不愿首先主动付出自己的真心，于是我们只能远离真心。而诸葛亮的伟大，在于他有勇气去相信刘备对他的信任，哪怕“君可自取”只是一句帝王心术的谎言，他也宁信其有，从而奋不顾身，用其一生兑现承诺。往往，我们相信什么，就能创造出什么。

“去吧，我的心猿意马。”望向澄明的水面，司马懿终于放下了心中的执念，也向天地山川敞开了闭塞已久的心扉。

剧末，司马懿放下了心中的执念，也向天地山川敞开了闭塞已久的心扉。

个人原创《军师联盟》剧评：《<军师联盟>：打开三国历史的一种方式》

魏晋嬗代，出自河内温县的司马氏家族代替了沛国谯县的曹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关于这次王朝更迭的性质，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认为是儒家豪族最终战胜了非儒家的寒族，魏晋的兴亡递嬗，不是司马、曹两姓的胜败问题，而是儒家豪族与非儒家的寒族的胜败问题。

而田余庆先生指出曹魏政权的世家大族化在曹操晚年便已开始，卫广来先生的研究进一步指出，从曹操迎汉献帝迁都于许昌后，所征辟的人物构成了曹魏政权中文臣群体的主干。

所以说至少在曹操后期以及魏文帝、明帝时，曹魏政权的统治策略已经逐渐开始从法术主义向儒家政治的过渡，并非像陈寅恪先生认为的“魏为东汉内廷阉宦阶级之代表，晋为外廷士大夫之代表，则魏、晋之兴亡递嬗乃东汉晚年两统治阶级之竞争胜败问题。”

那么司马氏家族是如何逐渐取代曹魏而夺取政权的呢？本文主要观点、内容皆依据仇鹿鸣老师的《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一书，来介绍司马氏家族的代魏之路。

（一）司马氏的先世

司马卬—（？）—司马钧—司马量—司马儁—司马防—司马懿（其哥司马朗、其弟司马孚）—司马昭（其哥司马师）—司马炎（其弟司马攸）

司马氏先世的记载主要保存在《晋书》卷一《宣帝纪》及《三国志》卷一五《司马朗传》裴注引司马彪《序传》，《晋书》中称其先祖是赵将司马卬，但由于其间世系无考，可能存在攀附先世的嫌疑，不足为信。司马氏先世中较为可信的人物是司马懿的高祖司马钧，事迹散见于《后汉书》，其在永初元年（107）以从事中郎的身份，随车骑将军邓骘出击西羌，在115年又以左冯翊行征西将军的身份，都督诸军攻打先零羌；而其曾祖父司马量任豫章太守，祖父司马儁任颍川太守；而到了司马钧之孙司马儁时，其家族已开始受到了儒家传统的熏染，司马儁、司马防父子的兴趣主要在史学，汉代学术构成中史学还从属于经学，随着东汉中后期学术风向新变化的影响，史学开始从经学中获得独立，由于治史的学者大量出现，经史开始并称。司马氏家族在“由武入文”的过程中，也沾染了这一新风尚，使其家族在文化上具有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经学世家的特征。（如崔琰）。

（二）司马氏在河内郡的乡里网络

乡里社会是大族生活的场域，家族势力的最初生长无不与乡里社会具有密切的关系。大族在乡里也就是“地望”，他们对地方事务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管其家族成员是否在朝为官，都能对地方事务产生某种潜在或明显的影响，并不断通过婚宦网络、师友网络、门生故吏网络等等，来增加自己的势力。司马氏家族所在的河内温县（即现在的河南焦作温县）也是利用这样的网络，从而增加自己的势力。

东汉末年的清议评论风气盛行（如月旦评），而河内郡最具有影响力的评论家是杨俊，他对于品评、提携同郡士人不遗余力，司马朗、司马懿兄弟最初知名就是因其援引，而司马懿能够声名鹊起，进而在声誉上超越成名更早的其兄司马朗，主要得益于崔琰的赏识：“

始琰与司马朗善，晋宣王方壮，琰谓朗曰‘子之弟，聪哲明允，刚断英跱，殆非子之所及也。’朗以为不然，而琰每秉此论。”—《三国志》卷一二《崔琰传》，第370页。

崔琰是东汉大儒郑玄的弟子，出身望族，为曹操所信重，长期典选举，号称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素有识人之誉。司马懿得其揄扬，则声名更盛，为其在曹操政治中的崛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图片来源：《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以下几张均来源于该书）

（三）司马懿出仕

司马懿在建安十三年（208）以曹操丞相文学掾的身份初登政治舞台；其父司马防本与曹操熟识，任尚右丞时曾推荐曹操担任北部尉，后来也一直仕于曹操控制下的汉廷；其兄司马朗在建安初便已被曹操辟为司空掾属；可知司马氏家族与曹操素有往来，关系密切。至于历史上记载的司马懿在曹操征辟时，避而不就，说他“有狼顾相”、“鹰眼狼顾相”；以及流传的曹操“尝梦三马同食一槽”暗示曹魏亡于司马氏。这些不过是为了塑造司马懿“不欲屈节曹氏”的形象罢了。它们广泛流传则可能出自西晋官方意识形态的有意渲染，其目的在于制造司马懿不欲仕魏的假象，试图建构曹、马长期对立的历史叙事，即司马懿与曹魏政权早有嫌隙，司马懿仕魏本出于被迫，而曹操对他也常怀疑忌，多次欲除之而后快，试图通过对历史文本的重构与诠释，从侧面为司马氏代魏之举开脱责任。而《大军师》中编剧塑造司马懿以自残的形式来避免曹操的征辟，并多次重现司马懿“鹰眼狼顾”的形象，这是不符合史实的。（剧中曹操还专门因为这个来试探司马懿，更是大的bug。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认知，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历史剧，它的传播效应是历史著作本身没法比的，当然鼓励合理的改编，尽量避免较大的错误；也更希望观众能在看剧的同时，多了解一些历史，避免形成对历史人物脸谱化的认识。）

（四）司马懿在曹魏政权中的权势网络

a、在曹操时代

司马懿进入曹魏政权，起了关键作用的是曹操的重要谋士荀彧。正是在他的举荐之下，司马懿才得以被曹操辟举为丞相文学掾。虽然荀彧之后不久便因反对曹操晋爵魏公之事，抑郁而终，并未对司马懿在曹魏政治中的发展提供多少帮助。但重要的是，通过荀彧对司马懿的举荐，河内司马氏与颍川荀氏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这成为司马懿的人际网络跨出河内区域之限的关键一步。

司马懿入仕之初，其所运用的人际网络颇为有限，主要是司马朗、杨俊、崔琰。其兄司马朗历任成皋令、堂邑长、元城令，后入为丞相主簿，已在曹操手下任职十余年，根基已稳，与司马懿同在丞相府中共事，对于司马懿熟悉曹魏政权的运作体制当颇有助益。杨俊此时亦为丞相掾属，崔琰则任丞相东曹掾、典章选举，此二人皆对司马懿十分赏识，帮助司马懿在汉末人物评论网络中获致高名。但是崔琰后因得罪曹操而被迫自杀，杨俊则因在曹丕、曹植储位之争时，站在曹植一方，而遭曹丕记恨，被借故诛杀。虽然此二人在最初曾与司马懿同在相府共事，但都在随后的政治变故中遭遇不测，并没有给司马懿更多的奥援，其家族与司马氏家族也没有建立进一步的联系。

总而言之，在曹操时代，司马懿在政治上并不引人注目，也没有获得重用，这主要是由于其加入曹操集团的时机偏晚，当时曹操即将完成统一北方的大业，其吸纳人才的工作已经基本结束，并没有给司马懿留下多少施展才华的空间。

b、在曹丕时代

在曹操去世曹丕继位的政治敏感时期，司马懿作为曹丕的亲信，发挥了重要作用，帮助曹丕稳定了政治局面，曹丕也擢升他为丞相长史。丞相长史是曹氏霸府中的核心幕僚，权位极重，曹丕将司马懿安插于此，是为了迅速调整丞相府的人事布局，为全面掌权铺平道路。司马懿的政治境遇在曹丕即位后发生了转折，被升迁为太子中庶子，每与大谋，辙有奇策，为曹丕所信重，与陈群、吴质、朱铄号曰四友。而与陈群、吴质、朱铄的交往，成为司马懿在曹魏政权中拓展政治网络的重要一步。陈群出身颍川陈氏家族，其祖父陈寔是汉末最具有声望的士人之一。司马懿在魏文帝时代，仕途一帆风顺，历任尚书右仆射、抚军大将军，常奉命留镇许昌。黄初七年（226）与陈群、曹真同受托孤之命，辅佐魏明帝。

司马懿密切与曹氏政权关系的手段是通过联姻的方法，安排司马师先娶夏侯尚之女夏侯薇，夏侯薇死后，司马师又娶司马懿的故交吴质之女，不久离异，后司马师又娶上党太守羊衜之女，泰山羊氏是两汉名族。司马昭娶王肃之女，王肃之父王朗，汉末名士。司马氏与泰山羊氏、东海王氏的婚姻，都表明随着司马氏政治权势的增长，其家族的婚姻网络已经超越前期的同郡范围，有助于提升司马氏家族声望的两汉名族、经学世家成为这一时期联姻的主要对象。

c、在魏明帝时代

在曹丕临终时安排的曹休、曹真、陈群、司马懿四位顾命大臣中，二曹为代表宗室武人势力，以达到政治上的平衡。而曹休、曹真、陈群分别在太和二年（228）、太和五年、青龙四年（236）去世，司马懿成为硕果仅存的顾命大臣。曹真的去世与司马懿地位之升降关系密切，曹真班位在司马懿之前，早在魏文帝黄初三年（222），就出任上军大将军，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是曹魏宗室中的主干，也是文帝、明帝时代控制军权的核心人物。明帝时，曹真又以大将军的身份都督关右，对抗蜀汉。但随着曹真病重无法任事，关中留下了一个关键的人事空缺，魏明帝需要寻找一个足以稳定关中局势，对抗诸葛亮军事威胁的人物。为此他不惜打破常规，将分陕之任授予司马懿，司马懿的介入，打破了自从曹操时代以来，军权一直掌握在曹氏——夏侯氏一系的传统，是曹魏政治的一大变局，也是司马懿个人权势扩张的一个重要机遇。

同时，魏明帝时代，随着司马懿权位的上升，获得了开府辟举之权。在两汉极重门生故吏之谊的社会风气下，辟举之权也是政治人物构筑自己人际网络的重要方式。司马懿通过征辟构筑自己的权势网络。

司马懿在曹魏政权中通过血亲、姻亲、交游、同僚、部属等多种关系编织了庞大而错综复杂的权势网络。但需要指出的是，司马懿的权势网络的确对于司马氏家族在曹魏政治中的活动具有重要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网络会自行帮助司马氏夺取曹魏政权。无论是司马懿的同僚、部属还是受他提携士人，司马懿与他们之间虽然存在着基于私人恩义的结合，但是这种私人关系最初是建立在忠于曹魏政权的基础上的，私人恩义并不能自行跃居国家权力与君臣名节之上。所以当司马懿是曹魏忠臣时，他们之间的私谊与对于曹魏政权“忠”的义务毫无矛盾，但一旦司马懿试图代魏自立时，“公义”与“私情”之间必然产生矛盾、冲突。无论是婚姻关系还是私人情谊，都是政治人物进行选择时考量的诸多因素之一，若以为司马懿拥有了这一权势网络，便能轻松地完成代魏立晋之业，则未免失之于简单。

（五）“代魏”之始—高平陵之变

魏景初二年（238）明帝力排众议，授予司马懿专征之任，率军征讨辽东公孙渊，年末，明帝弥留之际，安排后事时，欲将司马懿排除顾命大臣的名单，而任用燕王曹宇，但由于刘放、孙资的妨碍而未能实现，最终司马懿与宗室曹爽同受顾命，辅佐幼主。但不久之后，曹爽就奏请转司马懿为太傅，外示尊崇，而夺其实权，独专朝政。而从正始八年（247）五月开始，司马懿更是“称疾不与政事”。从景初二年到正始十年，司马懿被排挤出权力中心已有十年，哪怕是从正始八年彻底淡出政治开始算起，也有近两年的时间，此时突然发动政变，不能不说是出人意料。

从司马懿的仕宦经历来看，他虽然在魏明帝时曾都督关中，掌握了部分军权，但是长期以来一直没有介入曹魏的禁卫军系统，从曹魏政权历任的中护军、中领军、护军将军、领军将军的名单来看，曹魏的禁卫军权依然牢牢地控制在曹氏——夏侯氏手中。直至齐王芳继位伊始，司马懿与曹爽各统兵三千，更直殿中，司马懿才得以借此染指了部分禁卫军权。但是这一时期为时甚短，曹爽很快就借故排挤司马懿，将禁卫军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以其弟曹羲、曹训分任中领军、武卫将军，掌握禁卫军权。

虽然司马懿被曹爽排挤出了决策中枢，但是依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尤其是在军事领域，曹爽尚需倚仗他的人望与才能。司马懿分别于正始二年、正始四年对抗孙吴，便是一证。同时，在正始四年，夏侯玄接替老臣赵俨出任征西将军，出镇关中，而其空缺的中护军一职则由司马师继任，拥有选举武官的权力。而司马懿的开始策划以“非常之举”除去曹爽的时间，只能是司马师任中护军之后，因为只有在司马师介入禁军系统之后，司马懿才拥有了发动政变的基本力量与可能。但司马师所能控制的兵力相当有限，所以才要暗中养死士三千。同时参与高平陵之变的蒋济，曾经在进军中任职十余年，历任中护军、护军将军、领军将军等要职，直至正始三年方被曹爽之弟曹羲代替，迁为太尉这一闲置。蒋济在禁军系统中拥有广泛的人事基础与号召力，是司马懿取得进军支持的重要保证。

而曹爽集团在正始十年携齐王芳去洛阳郊外拜谒高平陵时，刚好为司马懿发动政变提供了契机。司马懿占领武库，命长子司马师、弟司马孚将兵屯于司马门，次子司马昭帅兵监视二宫，司徒高柔行大将军事，令曹爽营，太仆王观行中领军，摄曹羲营。在以上战略要点都被控制的情况下，最后与太尉蒋济一起屯兵于洛水浮桥。

最终，曹爽放弃抵抗，不久以谋反罪被诛，曹魏政权落入司马氏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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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文结尾过于简略，请看下文《司马懿是如何发动高平陵之变的？》。（链接：//www.douban.com/doubanapp/dispatch?uri=/review/9067290/&dt_dapp=1 ）

这部剧的最后一幕，司马懿在洛水边打了一遍五禽戏，把那只养了一辈子的 “心猿意马”给放生了。

这只王八真是全剧“题眼”和这部剧中的司马懿一生的注释。

历史是一件很难用“真假”来做评判的事，撰写“世界文明史”的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说：

Most of history is guessing and the rest is prejudice

大部分历史是猜测，而剩下的都是偏见

“戏说”反而成了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表达。并且“戏说”经常会结合当时当下的社会境况，做出符合某段时期现实的不错的改编。“三国演义”本身也是对三国那段历史的著名“戏说”。

只要“戏说”的成品能被市场接受，符合新形势下的表达习惯，并且有思考有态度，一样可以成就佳作。《军师联盟》这部剧，以电视剧的标准看，在质量、口碑、市场方面都是成功的。

剧里的司马懿从年少时的清风朗月，到年老的果决狠毒，人物的塑造颇为丰满，一系列的转变都呈现得颇为完整，在这部剧中都能自圆其说。安排这样的转变，会增加整部剧的戏剧冲突和情节张力，增加可看性，是戏剧创作的手法。

尽管这部剧按《晋书》的说辞极力美化了司马氏，但安排详尽的针对人物性格的演绎，并非就是为了洗白。既然是以司马懿为主角的传记式戏剧，对于一个遥远历史中的还留有那么多想象空间的人物而言，这样的创作和塑造是无可厚非的。

窃钩者诛 窃国者侯

但中国的史学历来是儒家逻辑，西晋后来五世而亡、骄奢淫乱、五胡乱华、衣冠南渡（这里头的故事精彩刺激得无法拍剧播出），都被归咎于司马氏根基不牢篡位不忠的罪名上头。

其实滚滚长江东逝水，是非成败转头空。王朝的建立和覆灭，缘由哪有那么简单。对“司马老贼”的翻拍，未必是想翻案，只是提供一些看待人物和那段历史的新视角。

这个版本的司马懿好歹告诉了我们：遵医嘱早养生 喂王八得长寿

这是玩笑。

只不过看到很多人一定要揪着不是“历史正剧”来给它打一星，显摆下自己知道史实，也是挺无语。符合当下审美观和价值观的往着良善方向的创作，就是“聪明”且“善良”的作品。电视剧集艺术、文化、商业、政治等因素于一身，其创作是有导向和取舍的。

例如剧中司马懿对他老婆张春华的态度，鹣鲽情深白头到老，我们都知道三国时期不可能是这样的，史书的记载也很残酷。但在一夫一妻制的现代语境下，编剧往这个方向走，就是很好的迎合和引导。他们难道不懂得观众说的所谓真实？他们选择做这样的处理，正是聪明和善良之处。（豆瓣首篇热评“看完这部剧后我宽待了自己的人生”，评者提到自己对老婆态度的转变，就是此剧这种处理方式的一个小善果）

例如为了丰富司马懿的人物性格，加了贴身侍从“侯吉”很多戏。侯吉从小跟着司马懿，直到司马懿权倾朝野七老八十，侯吉还是如年轻时那样喊司马懿“公子”；侯吉跟着司马懿上战场，伺候起居认真烧饭做菜，不论战事再慌乱司马懿也认真吃饭；侯吉最后骗他“我把那只王八宰了”，俩老头打了一架，最后司马懿发现“王八”没死，侯吉说“我要杀了它我不就成了你”。这一个人物是为立体化司马懿打的阴影，加这一个人物，就丰富了“老贼”的生活和经历，展示了朝堂权谋下的另一副面孔与智慧。不论这人物的原型是否存在，这样的创作都很精简独到且正面耐看，不存废笔。

有些人说这是没有史观，这是在为司马氏一族翻案。看看杀曹爽那一集，特意花那些篇幅展现权争屠杀的残忍，看看红衣司马懿狠辣的面部表情与眼神，看看对司马昭的刻画，当面都敢把杀夏侯徽的锅甩给他爹“你怎么知道这一切不是爹叫我做的”。没人能否定司马家的权欲野心，其乐融融的日常、口必称“臣忠心仁义”，不代表就是翻案，而是对人心人性的揭露。开口言忠的司马懿究竟在想些什么，观众就看透了么，剧中的几代君王彼时都说他们没有看透。

可能因为熟悉三国的史料，不会受一部电视剧影响就完全改变对某段历史的观点，却看到了“历史新编”的有趣之处，无减有增。在此基础上，我不觉得此剧是刻意洗白，而只觉得是做了取舍。

电视剧不是史学研究，而是用于大众传播的娱乐作品。作为“高于历史”的电视剧创作，这部剧挺成功的，塑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司马懿，激起了人们对那段历史新的兴趣，开启了不同的观察人物的视角。有消遣也有乐趣，还有“好歹我也是在看历史”的虚假满足，却又收获了体察人心人性的深度。

创作的幸福感真是饱满又令人艳羡。

（不喜欢这部剧的“戏说”，去看自己认为的“正说”就行了，史料、小说、影视剧……可供选择的产品很多）

拍三国题材，就是戴着脚镣跳舞。人物如此耳熟能详，所有人物的行为路径和结局都知道的情况下，如何演绎出新意？而张永新和吴秀波主导的《大军师司马懿》，是目前为止，我心中三国题材的NO.1。

为什么这么推荐《大军师司马懿》呢？

首先，是编剧的切入点新鲜。

从司马懿的角度来陈述三国历史，是否有趣。虽然司马懿也是个帝王（被司马炎追封为晋宣帝），但把曹刘诸葛、官渡赤壁都推到背景里，把司马懿、郭嘉、杨修、荀彧等一众谋士拉到前台，这个视角几乎从未有过。

其次，是演员们塑造的人物很立体。

撇开了脸谱来谈三国中的每一个人物。历史人物的行为只是冰山一角，而他是如何成为他自己，则是冰山下的庞大经历所塑造。这部戏里的重要角色都是老戏骨，演员们对自己饰演的人物都吃的非常透，不仅仅是在表演台词，而是用他们自己的经验，去体会历史人物的行为背后的动机，为人物在当前环境下的行为做一种合理化的诠释。看大演员们不撒狗血地飚戏，非常精彩。

再次，是主创们不拘泥于还原历史。

一旦拍三国剧，就一定会被三国粉们扛出来说——这个不符合历史。但是剧组对这点非常清醒，不能因为怕挨这种类型的“骂”就放弃艺术追求。衣冠服饰不是100%的还原东汉，从未发生的空城计、上方谷仍在剧中被保留，都是为了角色塑造考虑。

如果不了解这段历史，追剧的过程会充满悬疑；

如果了解三国历史，且抱着“且看他如何编”的心态（而非挑刺的心态），追剧过程也会非常有意思：

当夏侯徽嫁给司马师，你真想跑过去跟她说：“姑娘，你嫁了个魔鬼啊，你老公以后会毒死你呐”；当司马懿命令张郃追击蜀军， 诸葛亮说要屯兵五丈原，你会心想“道具组快准备盒饭”。

当剧中司马师和夏侯玄称兄道弟，再想到后来夏侯玄会死的这么壮烈。又看到女装版的何宴和曹爽玩乐得这么开心，想到后来司马懿要让何宴来审曹爽案，也挺慨叹编剧怎么如此残忍，要在几十集的篇幅里面看到这么悲剧的反转……

当贾逵出场，你自然会联想到他有个儿子叫贾充，此人帮着司马昭杀了皇帝，还生了女儿叫贾南风，嫁给了“何不食肉糜”典故的发明者——白痴皇帝“司马衷“，还引发了”八王之乱“。

而柏夫人领着孩子出现，孩子说他叫“司马伦”，你就不禁联想到——虽然司马伦办了贾南风，还贡献了个“狗尾续貂”的成语，但要不是他，怎么会有八王之乱，又怎么会有五胡乱华，接着衣冠南渡，然后又分裂近300年……

司马懿啊司马懿，你怎么当时就没憋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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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我倒觉得少反而不要看三国。

三国里体现的人性之恶劣，就算不教坏小孩子，也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心理创伤—— 看看西晋的孩子们吧，全都心理不健康。

他们都是就看着父辈尔虞我诈、互相倾轧长大的人；小时候随时有可能就被灭门，所以长大后就集体换上了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从上到下都刮着“及时行乐“、“清谈务虚“、“奢靡浮华”的歪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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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这些没经历过三国的少年们却特别爱三国：

我们总是能自动忽略“屠城”、“夷三族”、“全军覆没”这类词的残忍性，忽略英雄们要么亲手杀人，要么带着“白手套”杀人，而为他们较好。并未这些杀戮按上了“替天行道”、“你不死我就得亡”的正义性。

如果说战场杀戮是因为两军对弈，杀的都是士兵，及时杀害平民是为了解决粮食短缺和瘟疫问题，所以三国猛将们都尚且情有可原。那么，大量杀害非战场的非战斗人员的最无辜的人，是否还能被理解和原谅？

如果按照杀无辜者的残暴度排名，三国里最邪恶的要数孙皓；如果按照杀无辜者的数量排名，这个恐怕金牌要颁给司马父子三人。

先是屠辽东，后来是“高平陵之变”诛曹爽、丁谧、何宴及其三族，后来是“淮南三叛”夷王凌、令狐愚三族；再后来司马昭任内还杀了个天子的同时，再把杀天子的成济诛了三族……

纵使之前四朝被压抑得再憋屈，也不能合理化后来司马家手上的鲜血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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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创们合理化司马懿的“黑化”用的是莎士比亚式的隐喻。

司马懿杀人不是因为欲望，是因为恐惧。

这个动力是一以贯之的。

杀人和他当初跪曹操、跪曹丕、跪曹睿、甚至跪张春华一样的逻辑

—— 都是因为恐惧。

只不过，之前力量弱小，所以恐惧被对方“杀死”的方式是跪着；

后来力量强大了，恐惧被对方杀死的方式变成了杀死对方，并夷三族。

在空城计里，主创们设计了一个戏剧场景，在司马懿的内心虚拟出诸葛与司马的博弈。其中，司马懿表现出来的，更多是恐惧和欲望的博弈—— 最终还是恐惧战胜了欲望。

从恐惧自己被鸟尽弓藏，到恐惧家破人亡，再到恐惧自己背离初心，恐惧不能战胜自己……

大将谋反时欲望与恐惧的博弈心态，已经淋漓尽致地体现在莎士比亚《麦克白》中，而电影大师黑泽明也非常巧妙且合理地将莎士比亚戏剧进行了东方化。作为科班戏剧出身的主创来说，用这个方式来处理司马懿“黑化”也是一种对他们敬爱的莎士比亚和黑泽明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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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若使当时便身死，古今忠馁有谁知？”

要是司马懿在当太傅时期就死了，或许是像诸葛亮一样的贤相的身份写入史书的。

要是阿斗像曹叡、曹芳、曹髦一样有进取心，且诸葛亮也高寿且多子，或许诸葛亮也会像司马懿一样，以白脸身份列入史册。

生在乱世，何来无辜。

如果我们心中的历史人物只是“被人精心设计过的”理想符号，那么他们真实的存在本来就是灰色的，如此哪里还来的“需要洗白”之说？

依依东望是人心，所谓黑与白，只是人心的需要而已。